| 生前曾希望落葉歸根 魂歸津門故裏
我們的父親周汝昌 作者：本報記者 何玉新 實習生 李意 口述實錄 歷史既是由風口浪尖的人寫就的，也是由無數小人物的奮鬥史構成的。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酸甜苦辣，他們的人生命運，都應該是媒體關注的――這裏講述的是親歷者自己的故事。 ■ 時間：5月31日 ■ 地點：北京朝陽區周汝昌家 ■ 講述：周汝昌先生子女： 周喜臨、周月苓、周麗玲、周倫玲、周建臨 感受講述者 紅學大家的樸素小家 5月31日凌晨1點59分，周汝昌先生在家中溘然辭世，享年95歲。老人留下遺願：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安安靜靜地離開這個世界。 周汝昌先生的家，位於北京朝陽區一棟老式六層紅磚樓中。進入單元門，仿若一下子穿越到上世紀80年代。小客廳裏擺放着舊沙發、舊書架、小鐵床和老式寫字枱，任何能放東西的地方都堆滿了書籍紙張。三女兒周倫玲說，父親的這些東西我們誰也不讓動，他雖然近乎失明，但卻知道哪一件東西放在哪裏。 一張老式摺疊圓桌支在中間，上面擺放了一幅周汝昌先生的照片。就是在這張普通到已經被絕大多數家庭淘汰的圓桌上，周汝昌完成了他晚年的大批著作。 周倫玲給我看周汝昌先生生前的筆跡。那些寫在打印紙、複印紙或廢信封上的字，有的幾個字摞在一起，有的又離得很遠，有的根本認不出是什麼字。因為老人晚年幾近失明，這些字句藏在老人心中，寫出來後，卻已無人能夠『破譯』。 周汝昌先生1918年4月14日生於天津鹹水沽鎮。1939年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1941年因日軍佔領燕京大學而中斷學業，1947年複試回燕京大學繼續學習。1953年9月，他在華西大學外文系任教，並在棠棣出版社出版了新書【紅樓夢新證】，此書被譽為『紅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是近代紅學的奠基之作。他另出版有【曹雪芹傳】【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獻芹集】【石頭記會真】【和賈寶玉對話】等數十部專著，涉及紅學領域各個層面。他根據脂硯齋批語提供的線索，闡述了他對【紅樓夢】八十回後內容的研究成果，展現了一個完整的真本【紅樓夢】。 周汝昌先生自號『解味道人』。這正是曹雪芹的自況：『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以『解味道人』字號，或許可以說明，周汝昌先生已是將曹雪芹當作了人生知己。 房間的牆上掛着一張條幅，落款五個字：天津周汝昌。房間的窗子上還掛着大紅的吊錢兒。周倫玲說，北京沒有賣吊錢兒的，每年過年天津的親戚都會給他們寄過來，按照天津的風俗，春節後吊錢兒就揭掉了，但是父親一直都不捨得揭，都要留到第二年春節，再換新的。 周汝昌先生一生眷戀故鄉天津。2004年紀念天津建城六百周年，他為【天津日報・滿庭芳】『沽上叢話』專欄撰寫了一組名為『六百春秋話天津』的文章。他是從天津走出去的紅學大家，一生熱愛家鄉，幾十年來發表了無數歌頌天津的詩文。如今，兒女們也表達了父親的遺願，如果可能，老人想魂歸故裏，落葉歸根。 父親，院裏的孩子都喜歡他 父親一生情系【紅樓夢】，我們與父親之間的感情也因紅學這根紐帶緊密聯繫在一起。遺憾的是，父親付出的太多，而我們做子女的，卻無法分擔他肩負的重荷。 小時候我們住在北京東城北面門樓胡同，一家人兩個男孩子，三個女孩子。父親喜歡小孩兒，只要他一到院子裏，全院兒的孩子馬上圍過來，纏着要他講【三國】，講【西遊記】，講神話故事。父親給我們買了好多小人兒書，一天一本講給我們聽。二女兒是學英文的，父親還用英語給她講【茶花女】。現在回憶起來，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學問，父親都對我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那時父親很少給我們講【紅樓夢】，因為比較難懂，一個大家庭數百口人的瑣碎生活，孩子們理解不了。 我們後來覺得自己的父親有點兒了不起，是因為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講【清明】這首詩。那時我們家剛有收音機，聽到父親的聲音，頓時對父親增加了一份敬意。那是上世紀60年代初，隨後父親的書出版了，慢慢我們就覺得父親不是一個太簡單的父親。父親借來很多資料，我們姐妹就幫父親把資料抄寫下來。 我們兄弟姐妹學習都非常好，有時候我們告訴父親考試得了多少分，他只是笑笑，覺得自己的孩子就該這樣。姐姐上大學，妹妹上高中，都是父親幫我們選的專業。我們有時候英文題答不出來，問父親，但父親告訴我們的答案卻和老師的回答不一樣。於是我們就都不問了，問了老師不給全分啊。長大後才知道，父親不按教科書走，而是有更深層面的理解。 父親被關牛棚、去幹校，我們就沒見過他。後來就是上山下鄉，大姐去了天津葛沽，二姐去了大學下邊的農場鍛煉，三姐去了延安插隊，小弟去了內蒙古建設兵團，唯一沒走的大哥，因為是聾啞人才留在北京。三姐在延安給父親寫信，大意是你要好好交代問題，改造思想，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一定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父親回信說，要我們聽黨的話。 我們幾個孩子沒有得到全部的正規教育，父親覺得特別遺憾，他不光是為我們，是為我們這一代人惋惜。我們接不了班，只能幫他整理整理東西。假如說我們受到好的教育，能協助父親，父親也不會這麼辛苦。 原先我們對父親有怨言：『你就知道【紅樓夢】，你知道兒女有什麼事嗎？』其實父親不是這樣。父親說：『我怎麼能不關心你們，忘了你們？』三姐從插隊調到工廠，別人給介紹了一個對象，覺得不是很好，給父親寫信。父親為這個問題給三女兒寫了無數封信，說這是緣木求魚，讓她趕快扭轉方向。 這些年三姐一直負責照顧陪伴父親，她一禮拜回自己家兩天，父親對她有感情，回家兩天，父親每天都給她打電話，說我今天身體很好，你不用惦着，聽聽我的聲音多洪亮！然後還匯報今天他做了什麼事情。然後問三女兒你今天身體怎麼樣，沒不舒服吧？這裏面都藏着父親對子女的一份情感。 曹雪芹，我家每年都給他過生日 父親大多數時間只想着【紅樓夢】，張口閉口【紅樓夢】。父親喜歡石頭、木頭。一是因為他老家開同立號木匠鋪；二是父親研究大觀園，中國園林最早就是木石山莊，有醒石有醉石，一脈相承，這是多層次的呈現。 年輕時，父親對【紅樓夢】的研究始於【懋齋詩鈔】。這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詩集，胡適先生已經訪得了敦誠的【四松堂集】，只是尋不着【懋】集。父親到圖書館去尋找，不料一索而得。在這本集子裏，他發現了六首與曹雪芹直接有關的詩，就此寫了一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的文章，在老師顧隨先生的推薦下發表在【民國日報】上。 胡適先生讀了此文很高興，寫信給父親。由於胡適對父親的考證結論只一半同意，一半否定，父親那時少年氣盛，又發表了一文與之爭辯，並與他通信討論。兩人一共七次信札往來，父親又冒昧地向胡適提出，借閱他珍藏的甲戌本【石頭記】，沒想到胡先生二話沒說便應允了。自此，父親正式開始了研究紅學的坎坷征程。 父親回憶說：『我和胡先生爭，胡先生大度，一點都不在乎我說的一些少年氣盛不太客氣冒犯的話。大學者，仍然平等待我，並且表示你要想做這個工作，我盡我的可能幫助你，借給你書。』1948年暑假，父親回到天津鹹水沽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紅樓夢新證】初稿，是摘記在各式各樣的紙條上的，需要一張張抄錄在稿紙上，這件工作就是在天津完成的。 1953年，【紅樓夢新證】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裏連印三版，產生了很大影響。毛主席也讀過這部著作，並在考證『胭脂米』出處的一節文字旁加了密圈。但【新證】自出版後便命運多舛。1954年全國【紅樓夢】大討論，胡適被批倒。父親的【新證】也受到嚴厲批判。 終於等到【新證】再度被重視，父親將【新證】由初版時的40萬字修訂至80萬字。連累帶急，還有些許興奮，父親的眼睛突然失明了。去協和醫院檢查，雙眼視網膜脫落，醫生的診斷是終生不能再搞文字工作。醫生讓他開刀，他說我回家，他怕如果做壞了，就再也寫不了東西。 周總理聞知後，指示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定要給父親找個好醫院，不能讓周汝昌失明。於是，協和醫院最有名的大夫給他做手術，右眼倖免，視力維持在0.01，左眼完全失明，但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了。三姐從外地請假趕回北京，父親躺在病床上，雙目包着紗布，仍讓她幫自己讀原稿，口述處理意見。這些內容當時對三姐來說就像『天書』一樣，只能是父親說什麼，她記什麼。 父親研究一輩子【紅樓夢】，他的思想和【紅樓夢】是相通的。父親小時家裏也有兩個院子，種着花，兄弟幾人也是吹拉彈唱，也許曾有過【紅樓夢】那樣的場景再現。他是以身心來研究【紅樓夢】的，他的終極目標是把【紅樓夢】有關的事情都研究透了，才能研究【紅樓夢】的思想高度，不能光是形骸，沒有高度。 曹雪芹是農曆四月二十六生日，我們家每年都會在這一天紀念一下。父親從【紅樓夢】裏考證出他是閏四月，而今年正好閏四月，遺憾的是父親沒能等到曹雪芹的這個生日，所以我們全家兒女到那天還會繼續給曹雪芹過生日，告慰父親。 父親的要求都在精神上 父親臨終前三兩天，我們給父親找藥。有人說，父親是大師級的人物，應該有這個待遇，只要他給領導寫信，藥一定沒問題。我跟父親說這個情況，父親根本沒管自己，說：我要是給領導寫信，我就是要助手！我們也只能嘆氣，您身體都這樣了還要助手。 那時候有領導來我們家，跟父親說，我們是來解決問題的。我父親絕不說，你給我解決房子。他一個文化人思想不在這上面。他吃飯也不在乎什麼，只要爛糊、能咽下去就行。穿衣服還不願意穿新的，嫌新的捆得慌。他認為這些都是俗禮。他寫過張伯駒，說『張伯駒無俗禮』，來客人直接登堂入室，走了也不打招呼。父親也是向他看齊，他所謂的要求都是在精神上，對這些物質不感興趣。 父親喜歡接受新事物，喜歡跟年輕人聊天。每次有人來家裏，他都讓人家給他讀新聞，讀書。他一點也不落後時代，很多新詞他都懂，也總讓我們上網給他找東西。他每天還會問我們報紙上有沒有關於文化方面的新聞。 2000年左右，父親出了十幾本書。最開始寫【我與胡適先生】，幾個星期初稿寫出來，三個月就寫完了。剛放下這本，【和賈寶玉對話】又是幾十天的時間就寫完了。還有一個【紅樓夢】裏所有的詩詞，很快就出來了。外界有人對父親一年出這麼多書有非議，我們都不解釋，他們沒有真正接觸過，不了解父親腦子裏到底裝了多少東西。我父親同時寫六七本書，我們幾個孩子每人手裏都在協助他弄兩三本書，有疑問就問他，他馬上就能解答。父親說，你看我的腦子多好用呀。 那時各個出版社也來要稿，父親精神好，心情也好，他在講一個主題的時候，同時會再考慮下一個主題。我們幫他記錄的時候，他說不了多長時間就叫停，馬上說另一個，因為他總說一個覺得煩。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同步進行的，晚上躺床上，他又考慮另一個問題。我們也知道父親在世的時間不長，我們就是想展示父親各個方面的學術成果。 雖然我們也學到了父親的一些治學方法，但畢竟起步晚，基礎也不好。他也惋惜，說：要是我眼睛好一會兒就幹完了。有時候他覺得特別容易的事，但我們幫不了他，資料沒找到，思路斷了。所以後來父親一直說想要助手，要改變工作環境。我們再用力，我們兒女圍着他，幫着他，有親情感，但這只是心理上的作用，從工作上說沒有對父親起到太大的作用。 父親看東西只能用眼邊上的餘光。有時他給別人簽個名，要把燈都關上，得漆黑以後靠光感才能寫。我們也常提醒父親注意身體，身體好才能一切都好。但父親說，我活着就得寫，我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見，我幹什麼呢，活着就要有意義。 這兩年，父親眼睛看不見，連樓都不下了，每天的活動就是從屋裏到陽台。跟朋友都中斷了聯繫，最多是用電腦發一封信。他和劉心武只見過兩次面，父親從精神上對他比較支持。父親的書出來，我們便找出版社給父親要一套毛邊兒書，書頁還沒裁開，他拿尺子一頁一頁都給裁開，放到枕頭邊，他愛得要命。 父親跟我們說，你給我買一套『魯迅大全集』，我不管他多少錢，我說你看不見了，他說那我也要買，我對魯迅有感情，我買了擱在那，那是我的寄託。最後我們也沒給父親買，很遺憾。 父親在生命彌留之際，打起最後一點精神和小兒子說了一首詩：『九五光陰九五春，榮光煥彩玉靈魂。尋真考證紅樓夢，只為中華一雪芹。』他說，『今天總算沒白過。』可能他自己有預感，但他不說。父親還向我們口述完成了他的新書【夢悟紅樓】的大綱，老人覺得自己可以將這部書寫完。如果條件好一點，如果再搶救及時，父親再活五年沒問題，還能再出幾本書。但我們也是無力、無奈，愧對我父親。 父親生前希望魂歸津門故裏 父親是天津人，我們的老家在鹹水沽，他永遠懷念故鄉，懷念家鄉的文化，他生前曾經說過，如果將來有一天，家鄉人民會懷念他，他想落葉歸根，魂歸故裏。父親逝世了，我們想如果有機會，能將父親安葬在老家，這也了了他的一個心願。 上世紀60年代，天津就請父親去講過【紅樓夢】；西青區成立詩社，父親寫詩祝賀；還有一年，南開區專門給父親舉辦了一次書法展。父親跟天津曲藝團演員的關係都特別好，和駱玉笙一起開政協會，駱老讓父親給寫個唱詞，父親就寫給她。父親有求必應，他不認為自己是名人。他還想到天津買房，說我想在天津有個落腳地，我能多去幾次。 父親一生豁達。因為【紅樓夢新證】，父親由四川大學外文系講師調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成了學界紅人。也由於這部書，他在政治運動中變成了『資產階級胡適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1968年被關進牛棚，差不多一年後，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在周總理的關懷下，父親從幹校特調回京，回來的時候頭髮都白了。 但是當他寫到幹校的那段經歷時，卻並沒有抱怨。他的任務是看護古湖邊上的一塊菜地。每天凌晨4點鐘起來出屋，拿着一根長竹竿，將破褲子卷到大腿根，趟過沒膝的水，要走很遠才能到堤上。然後獨坐，轟蚊子，吃帶來的點心，哼唱反二黃。父親受了那麼多委屈，但落在筆上只有輕鬆隨意，沒有苦和怨。 在人們的眼裏，父親是『紅學家』，似乎他一生都像個書呆子似地『死啃』紅學，其實，父親興趣非常廣泛。我們給父親的定位，不是紅學家，就是一個文化學者。 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父親應美國魯斯基金會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學訪問教授身份赴美一年。父親一下飛機就開始說英文了，他喜歡英語，【牛津字典】可以背下來。到了美國之後寫了一本書――【<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父親找人家要的稿紙，在那兒寫。張愛玲也是那時候看到的，後來他寫【張愛玲：定是紅樓夢裏人】，都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在美國，父親除研究著述外，還為威斯康辛、普林斯頓、紐約市立和哥倫比亞4所大學及亞美文化協會講解【紅樓夢】，他為亞美協會的那次講演時間一再延長，講演的題目是『罕見的文化小說――【紅樓夢】與中華文化』，100多位海峽兩岸的專家、學者坐在台下，在他講演即告結束時，主持人提出再延長20分鐘。後來香港大學的一位教授願意勻出自己演講的10分鐘給父親。 外界說周汝昌喜歡出頭露面，喜歡上電視講，其實他本意不是這樣。最開始上央視講，連車接都沒有，在一個賓館租的地下室錄像。他就是想宣揚中華文化，他說過：『只要有三個人願意聽我講，我都會像數百上千人聽講一樣去認真對待，無分長幼貴賤。』 在央視『百家講壇』和『大家』欄目做節目時，主持人問父親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怎麼排解？父親回答：『回到【紅樓夢】裏邊去，它包含了各式各樣的道理，悟到了這些道理，你就明白，煩惱是很低級的東西，我們應該有更高等的精神追求。』 來源：天津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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