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曾希望落葉歸根 魂歸津門故里
我們的父親周汝昌 作者:本報記者 何玉新 實習生 李意 口述實錄 歷史既是由風口浪尖的人寫就的,也是由無數小人物的奮鬥史構成的。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酸甜苦辣,他們的人生命運,都應該是媒體關注的――這裡講述的是親歷者自己的故事。 ■ 時間:5月31日 ■ 地點:北京朝陽區周汝昌家 ■ 講述:周汝昌先生子女: 周喜臨、周月苓、周麗玲、周倫玲、周建臨 感受講述者 紅學大家的樸素小家 5月31日凌晨1點59分,周汝昌先生在家中溘然辭世,享年95歲。老人留下遺願: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安安靜靜地離開這個世界。 周汝昌先生的家,位於北京朝陽區一棟老式六層紅磚樓中。進入單元門,仿若一下子穿越到上世紀80年代。小客廳里擺放著舊沙發、舊書架、小鐵床和老式寫字檯,任何能放東西的地方都堆滿了書籍紙張。三女兒周倫玲說,父親的這些東西我們誰也不讓動,他雖然近乎失明,但卻知道哪一件東西放在哪裡。 一張老式摺疊圓桌支在中間,上面擺放了一幅周汝昌先生的照片。就是在這張普通到已經被絕大多數家庭淘汰的圓桌上,周汝昌完成了他晚年的大批著作。 周倫玲給我看周汝昌先生生前的筆跡。那些寫在列印紙、複印紙或廢信封上的字,有的幾個字摞在一起,有的又離得很遠,有的根本認不出是什麼字。因爲老人晚年幾近失明,這些字句藏在老人心中,寫出來後,卻已無人能夠『破譯』。 周汝昌先生1918年4月14日生於天津鹹水沽鎮。1939年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1941年因日軍占領燕京大學而中斷學業,1947年複試回燕京大學繼續學習。1953年9月,他在華西大學外文系任教,並在棠棣出版社出版了新書【紅樓夢新證】,此書被譽爲『紅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是近代紅學的奠基之作。他另出版有【曹雪芹傳】【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獻芹集】【石頭記會真】【和賈寶玉對話】等數十部專著,涉及紅學領域各個層面。他根據脂硯齋批語提供的線索,闡述了他對【紅樓夢】八十回後內容的研究成果,展現了一個完整的真本【紅樓夢】。 周汝昌先生自號『解味道人』。這正是曹雪芹的自況:『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以『解味道人』字號,或許可以說明,周汝昌先生已是將曹雪芹當作了人生知己。 房間的牆上掛著一張條幅,落款五個字:天津周汝昌。房間的窗子上還掛著大紅的吊錢兒。周倫玲說,北京沒有賣吊錢兒的,每年過年天津的親戚都會給他們寄過來,按照天津的風俗,春節後吊錢兒就揭掉了,但是父親一直都不捨得揭,都要留到第二年春節,再換新的。 周汝昌先生一生眷戀故鄉天津。2004年紀念天津建城六百周年,他爲【天津日報・滿庭芳】『沽上叢話』專欄撰寫了一組名爲『六百春秋話天津』的文章。他是從天津走出去的紅學大家,一生熱愛家鄉,幾十年來發表了無數歌頌天津的詩文。如今,兒女們也表達了父親的遺願,如果可能,老人想魂歸故里,落葉歸根。 父親,院裡的孩子都喜歡他 父親一生情系【紅樓夢】,我們與父親之間的感情也因紅學這根紐帶緊密聯繫在一起。遺憾的是,父親付出的太多,而我們做子女的,卻無法分擔他肩負的重荷。 小時候我們住在北京東城北面門樓胡同,一家人兩個男孩子,三個女孩子。父親喜歡小孩兒,只要他一到院子裡,全院兒的孩子馬上圍過來,纏著要他講【三國】,講【西遊記】,講神話故事。父親給我們買了好多小人兒書,一天一本講給我們聽。二女兒是學英文的,父親還用英語給她講【茶花女】。現在回憶起來,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學問,父親都對我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那時父親很少給我們講【紅樓夢】,因爲比較難懂,一個大家庭數百口人的瑣碎生活,孩子們理解不了。 我們後來覺得自己的父親有點兒了不起,是因爲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講【清明】這首詩。那時我們家剛有收音機,聽到父親的聲音,頓時對父親增加了一份敬意。那是上世紀60年代初,隨後父親的書出版了,慢慢我們就覺得父親不是一個太簡單的父親。父親借來很多資料,我們姐妹就幫父親把資料抄寫下來。 我們兄弟姐妹學習都非常好,有時候我們告訴父親考試得了多少分,他只是笑笑,覺得自己的孩子就該這樣。姐姐上大學,妹妹上高中,都是父親幫我們選的專業。我們有時候英文題答不出來,問父親,但父親告訴我們的答案卻和老師的回答不一樣。於是我們就都不問了,問了老師不給全分啊。長大後才知道,父親不按教科書走,而是有更深層面的理解。 父親被關牛棚、去幹校,我們就沒見過他。後來就是上山下鄉,大姐去了天津葛沽,二姐去了大學下邊的農場鍛鍊,三姐去了延安插隊,小弟去了內蒙古建設兵團,唯一沒走的大哥,因爲是聾啞人才留在北京。三姐在延安給父親寫信,大意是你要好好交代問題,改造思想,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一定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父親回信說,要我們聽黨的話。 我們幾個孩子沒有得到全部的正規教育,父親覺得特別遺憾,他不光是爲我們,是爲我們這一代人惋惜。我們接不了班,只能幫他整理整理東西。假如說我們受到好的教育,能協助父親,父親也不會這麼辛苦。 原先我們對父親有怨言:『你就知道【紅樓夢】,你知道兒女有什麼事嗎?』其實父親不是這樣。父親說:『我怎麼能不關心你們,忘了你們?』三姐從插隊調到工廠,別人給介紹了一個對象,覺得不是很好,給父親寫信。父親爲這個問題給三女兒寫了無數封信,說這是緣木求魚,讓她趕快扭轉方向。 這些年三姐一直負責照顧陪伴父親,她一禮拜回自己家兩天,父親對她有感情,回家兩天,父親每天都給她打電話,說我今天身體很好,你不用惦著,聽聽我的聲音多洪亮!然後還匯報今天他做了什麼事情。然後問三女兒你今天身體怎麼樣,沒不舒服吧?這裡面都藏著父親對子女的一份情感。 曹雪芹,我家每年都給他過生日 父親大多數時間只想著【紅樓夢】,張口閉口【紅樓夢】。父親喜歡石頭、木頭。一是因爲他老家開同立號木匠鋪;二是父親研究大觀園,中國園林最早就是木石山莊,有醒石有醉石,一脈相承,這是多層次的呈現。 年輕時,父親對【紅樓夢】的研究始於【懋齋詩鈔】。這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詩集,胡適先生已經訪得了敦誠的【四松堂集】,只是尋不著【懋】集。父親到圖書館去尋找,不料一索而得。在這本集子裡,他發現了六首與曹雪芹直接有關的詩,就此寫了一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的文章,在老師顧隨先生的推薦下發表在【民國日報】上。 胡適先生讀了此文很高興,寫信給父親。由於胡適對父親的考證結論只一半同意,一半否定,父親那時少年氣盛,又發表了一文與之爭辯,並與他通信討論。兩人一共七次信札往來,父親又冒昧地向胡適提出,借閱他珍藏的甲戌本【石頭記】,沒想到胡先生二話沒說便應允了。自此,父親正式開始了研究紅學的坎坷征程。 父親回憶說:『我和胡先生爭,胡先生大度,一點都不在乎我說的一些少年氣盛不太客氣冒犯的話。大學者,仍然平等待我,並且表示你要想做這個工作,我盡我的可能幫助你,借給你書。』1948年暑假,父親回到天津鹹水沽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紅樓夢新證】初稿,是摘記在各式各樣的紙條上的,需要一張張抄錄在稿紙上,這件工作就是在天津完成的。 1953年,【紅樓夢新證】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連印三版,產生了很大影響。毛主席也讀過這部著作,並在考證『胭脂米』出處的一節文字旁加了密圈。但【新證】自出版後便命運多舛。1954年全國【紅樓夢】大討論,胡適被批倒。父親的【新證】也受到嚴厲批判。 終於等到【新證】再度被重視,父親將【新證】由初版時的40萬字修訂至80萬字。連累帶急,還有些許興奮,父親的眼睛突然失明了。去協和醫院檢查,雙眼視網膜脫落,醫生的診斷是終生不能再搞文字工作。醫生讓他開刀,他說我回家,他怕如果做壞了,就再也寫不了東西。 周總理聞知後,指示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定要給父親找個好醫院,不能讓周汝昌失明。於是,協和醫院最有名的大夫給他做手術,右眼倖免,視力維持在0.01,左眼完全失明,但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了。三姐從外地請假趕回北京,父親躺在病床上,雙目包著紗布,仍讓她幫自己讀原稿,口述處理意見。這些內容當時對三姐來說就像『天書』一樣,只能是父親說什麼,她記什麼。 父親研究一輩子【紅樓夢】,他的思想和【紅樓夢】是相通的。父親小時家裡也有兩個院子,種著花,兄弟幾人也是吹拉彈唱,也許曾有過【紅樓夢】那樣的場景再現。他是以身心來研究【紅樓夢】的,他的終極目標是把【紅樓夢】有關的事情都研究透了,才能研究【紅樓夢】的思想高度,不能光是形骸,沒有高度。 曹雪芹是農曆四月二十六生日,我們家每年都會在這一天紀念一下。父親從【紅樓夢》裡考證出他是閏四月,而今年正好閏四月,遺憾的是父親沒能等到曹雪芹的這個生日,所以我們全家兒女到那天還會繼續給曹雪芹過生日,告慰父親。 父親的要求都在精神上 父親臨終前三兩天,我們給父親找藥。有人說,父親是大師級的人物,應該有這個待遇,只要他給領導寫信,藥一定沒問題。我跟父親說這個情況,父親根本沒管自己,說:我要是給領導寫信,我就是要助手!我們也只能嘆氣,您身體都這樣了還要助手。 那時候有領導來我們家,跟父親說,我們是來解決問題的。我父親絕不說,你給我解決房子。他一個文化人思想不在這上面。他吃飯也不在乎什麼,只要爛糊、能咽下去就行。穿衣服還不願意穿新的,嫌新的捆得慌。他認爲這些都是俗禮。他寫過張伯駒,說『張伯駒無俗禮』,來客人直接登堂入室,走了也不打招呼。父親也是向他看齊,他所謂的要求都是在精神上,對這些物質不感興趣。 父親喜歡接受新事物,喜歡跟年輕人聊天。每次有人來家裡,他都讓人家給他讀新聞,讀書。他一點也不落後時代,很多新詞他都懂,也總讓我們上網給他找東西。他每天還會問我們報紙上有沒有關於文化方面的新聞。 2000年左右,父親出了十幾本書。最開始寫【我與胡適先生】,幾個星期初稿寫出來,三個月就寫完了。剛放下這本,【和賈寶玉對話】又是幾十天的時間就寫完了。還有一個【紅樓夢》裡所有的詩詞,很快就出來了。外界有人對父親一年出這麼多書有非議,我們都不解釋,他們沒有真正接觸過,不了解父親腦子裡到底裝了多少東西。我父親同時寫六七本書,我們幾個孩子每人手裡都在協助他弄兩三本書,有疑問就問他,他馬上就能解答。父親說,你看我的腦子多好用呀。 那時各個出版社也來要稿,父親精神好,心情也好,他在講一個主題的時候,同時會再考慮下一個主題。我們幫他記錄的時候,他說不了多長時間就叫停,馬上說另一個,因爲他總說一個覺得煩。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同步進行的,晚上躺床上,他又考慮另一個問題。我們也知道父親在世的時間不長,我們就是想展示父親各個方面的學術成果。 雖然我們也學到了父親的一些治學方法,但畢竟起步晚,基礎也不好。他也惋惜,說:要是我眼睛好一會兒就幹完了。有時候他覺得特別容易的事,但我們幫不了他,資料沒找到,思路斷了。所以後來父親一直說想要助手,要改變工作環境。我們再用力,我們兒女圍著他,幫著他,有親情感,但這只是心理上的作用,從工作上說沒有對父親起到太大的作用。 父親看東西只能用眼邊上的餘光。有時他給別人簽個名,要把燈都關上,得漆黑以後靠光感才能寫。我們也常提醒父親注意身體,身體好才能一切都好。但父親說,我活著就得寫,我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見,我幹什麼呢,活著就要有意義。 這兩年,父親眼睛看不見,連樓都不下了,每天的活動就是從屋裡到陽台。跟朋友都中斷了聯繫,最多是用電腦發一封信。他和劉心武只見過兩次面,父親從精神上對他比較支持。父親的書出來,我們便找出版社給父親要一套毛邊兒書,書頁還沒裁開,他拿尺子一頁一頁都給裁開,放到枕頭邊,他愛得要命。 父親跟我們說,你給我買一套『魯迅大全集』,我不管他多少錢,我說你看不見了,他說那我也要買,我對魯迅有感情,我買了擱在那,那是我的寄託。最後我們也沒給父親買,很遺憾。 父親在生命彌留之際,打起最後一點精神和小兒子說了一首詩:『九五光陰九五春,榮光煥彩玉靈魂。尋真考證紅樓夢,只爲中華一雪芹。』他說,『今天總算沒白過。』可能他自己有預感,但他不說。父親還向我們口述完成了他的新書【夢悟紅樓】的大綱,老人覺得自己可以將這部書寫完。如果條件好一點,如果再搶救及時,父親再活五年沒問題,還能再出幾本書。但我們也是無力、無奈,愧對我父親。 父親生前希望魂歸津門故里 父親是天津人,我們的老家在鹹水沽,他永遠懷念故鄉,懷念家鄉的文化,他生前曾經說過,如果將來有一天,家鄉人民會懷念他,他想落葉歸根,魂歸故里。父親逝世了,我們想如果有機會,能將父親安葬在老家,這也了了他的一個心願。 上世紀60年代,天津就請父親去講過【紅樓夢】;西青區成立詩社,父親寫詩祝賀;還有一年,南開區專門給父親舉辦了一次書法展。父親跟天津曲藝團演員的關係都特別好,和駱玉笙一起開政協會,駱老讓父親給寫個唱詞,父親就寫給她。父親有求必應,他不認爲自己是名人。他還想到天津買房,說我想在天津有個落腳地,我能多去幾次。 父親一生豁達。因爲【紅樓夢新證】,父親由四川大學外文系講師調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成了學界紅人。也由於這部書,他在政治運動中變成了『資產階級胡適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1968年被關進牛棚,差不多一年後,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在周總理的關懷下,父親從幹校特調回京,回來的時候頭髮都白了。 但是當他寫到幹校的那段經歷時,卻並沒有抱怨。他的任務是看護古湖邊上的一塊菜地。每天凌晨4點鐘起來出屋,拿著一根長竹竿,將破褲子卷到大腿根,趟過沒膝的水,要走很遠才能到堤上。然後獨坐,轟蚊子,吃帶來的點心,哼唱反二黃。父親受了那麼多委屈,但落在筆上只有輕鬆隨意,沒有苦和怨。 在人們的眼裡,父親是『紅學家』,似乎他一生都像個書呆子似地『死啃』紅學,其實,父親興趣非常廣泛。我們給父親的定位,不是紅學家,就是一個文化學者。 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父親應美國魯斯基金會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學訪問教授身份赴美一年。父親一下飛機就開始說英文了,他喜歡英語,【牛津字典】可以背下來。到了美國之後寫了一本書――【<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父親找人家要的稿紙,在那兒寫。張愛玲也是那時候看到的,後來他寫【張愛玲:定是紅樓夢裡人】,都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在美國,父親除研究著述外,還爲威斯康辛、普林斯頓、紐約市立和哥倫比亞4所大學及亞美文化協會講解【紅樓夢】,他爲亞美協會的那次講演時間一再延長,講演的題目是『罕見的文化小說――【紅樓夢】與中華文化』,100多位海峽兩岸的專家、學者坐在台下,在他講演即告結束時,主持人提出再延長20分鐘。後來香港大學的一位教授願意勻出自己演講的10分鐘給父親。 外界說周汝昌喜歡出頭露面,喜歡上電視講,其實他本意不是這樣。最開始上央視講,連車接都沒有,在一個賓館租的地下室錄像。他就是想宣揚中華文化,他說過:『只要有三個人願意聽我講,我都會像數百上千人聽講一樣去認真對待,無分長幼貴賤。』 在央視『百家講壇』和『大家』欄目做節目時,主持人問父親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怎麼排解?父親回答:『回到【紅樓夢》裡邊去,它包含了各式各樣的道理,悟到了這些道理,你就明白,煩惱是很低級的東西,我們應該有更高等的精神追求。』 來源:天津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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