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保護不能唱獨角戲 警惕第二種瀕危

四川的劍門關古鎮，這座有著1800年歷史的古鎮，2008年地震後恢復重建時對臨街的建築物進行了所謂的仿古式立面裝飾，想要打造成『三國』旅遊風景區，然而古鎮原有的風格遭到極大破壞。楊雪梅攝

每年的『文化遺產日』前後，各地的政府部門、包括專家學者在內的各方文物保護工作者看起來都非常忙碌，各種各樣看得見的活動充斥在媒體的報導中。然而與可以看到的古村落、古建築的消失相比，還有另外一種文化遺產的『瀕危』更加迫切地需要求解，那就是保護的心態和方法……

在保護的名義下發生的破壞

如果我們觀看攝像機在烏鎮、西塘和周莊錄下的畫面時，會發現它們有著驚人的相似，從建築的風格到色調

爲了第七個『中國文化遺產日』的到來，一個由電視和文字記者組成的小組持續工作了3個月，調查探訪的主題是『文化遺產，是否存在瀕危』。他們選定的是古村和古鎮。

一組人去了江南水鄉。2006年，烏鎮、西塘、周莊和f直，組合爲『江南水鄉古鎮』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十字形的內河水系將烏鎮劃分爲東柵、南柵、西柵和北柵。1999年，烏鎮東柵開發工程開啟，2001年，東柵景區正式對外開放，以其原汁原味的水鄉風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一躍成爲中國著名的古鎮旅遊勝地，然後是規模更加宏大、圍牆更高、效益令人驚羨的西柵。然而隨著遊客的蜂擁而至，真實、完整的風貌逐漸縮小變少，各種『再現』、『重建』成爲最多最大的部分。

專家開玩笑說，烏鎮，已經可以說是半真半假的了，從列入『預備名單』至今，也就不過短短的七八年。更令人擔憂的是，當年烏鎮的有些建築材料都是從其它村鎮購進來的，或者是仿古建築，現在問題是這些村鎮看見烏鎮發展起來以後，又建了一些新『古鎮』，這種互相模仿的現象天天都在發生，最後大家都沒有特點了。如果我們觀看攝像機在烏鎮、西塘和周莊錄下的畫面時，你會發現它們有著驚人的相似，從建築的風格到色調。甚至你在中國的許多古鎮都可以看到似曾相識的建築。

大家關注的還有麗江古城，它的變化是悄然發生的。除了過度的商業化備受批評，還有水的問題。在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述麗江古城的文字中，有著這樣的描述：『麗江還擁有古老的供水系統，這一系統縱橫交錯、精巧獨特，至今仍在有效地發揮著作用』。水，在麗江文化遺產構成中占據著核心的位置。麗江古城的房屋多粘水而居，隨著水勢構成一條與河流並行的建築長廊，水道密布穿牆而過，形成了家家泉水戶戶垂柳的景觀。水道與黑龍潭連接，黑龍潭爲古城儲存著來自玉龍雪山上的融水。

北京大學的闕維民教授自2002年開始關注麗江生態環境問題，按照闕維民的研究，自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初10年間，玉龍雪山的雪線上升了110米。從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時間，黑龍潭水位急降，這是非常嚴重的，以前即使是在大旱的時候也沒有出現過。『這就意味著每年的雪線上升了10米。如果玉龍雪山沒雪了，黑龍潭就沒有水。2005年我在調研的過程中還發現，黑龍潭附近樓堂館所的建設，從黑龍潭的上游引走了一部分水，然後在黑龍潭的下游又擴展湖面挖了許多湖，加劇了水的蒸發度。』麗江文化遺產核心價值中，水的原真性自然就消失了。

清華大學的呂舟教授也覺得麗江是個特別值得關注的例子，它對我們保護活態文化遺產會有很多的啟發。事實上成爲世界遺產後，是在嚴格的監測之下的，比如說遊客到了那兒，覺得哪兒不好都可以去反映。從世界遺產管理的角度，接到這些投訴就會做反應性監測，但是大家爲什麼還是覺得麗江變了呢？

『主要是以前的麗江很寧靜，當時那裡就像一個世外桃源，但從90年代到今天將近20年的時間，我們的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麗江不可能不變，一年有多少遊人到麗江去，帶去的都是外來的文化。外來的文化必然要衝擊原來的文化，因爲相對隔絕，獨特性才能保存，現在這種交流的密切程度，包括像我們在麗江常見的這種酒吧、咖啡館必然對當地要產生巨大的衝擊。』當地的人也要改善生活條件，大量的人離開古城搬到新城去，麗江變成了一個旅遊城。麗江一年全是旅遊旺季，沒有人考慮環境的容量可能完全支撐不了這種人流量。

麗江和烏鎮只是中國眾多城鎮發展的縮影，某種程度上它們的保護程度還算不錯的，其它地方可想而知。

方法不當造成的瀕危更危險

所有的原因，都在於經濟利益成了各地追求『申遺』和使用文化遺產的核心驅動力

中國農業大學奚雪松教授調查了很多的村落，有的村落是老人多，還有一些兒童。現在發現更嚴重的問題，一般的村落連兒童都看不到，他們都跟著父母到大城市去了，這意味著傳統的生活方式這些兒童並不會繼承下來，這些空心村沒有任何未來。

『瀕危的結果是什麼？第一種是突然死亡，突然有一天所有的古村落頃刻之間就完全變成瓦礫，簡單粗暴的開發方式，可以稱之爲突變式。第二種是漸變式，就是慢慢的死去。這也可以分成兩種，第一種是孤島式，也就是說保護範圍內的主體建築還存在，但周圍的環境被大量的蠶食，大量的現代那種建築，包括仿古建築、各種小洋樓充實著它的周邊，古村落逐漸變成了一個孤島。第二種現在看到的比較多，就是以改造更新的方式大量作假，好多古村落需要發展旅遊，需要發展餐飲，大量作假的建築放在古建築的旁邊。如果說突變式的消失，實際上是長官意志在作祟，而漸進式的改變往往就是商業化，不斷在蠶食你，不斷通過這種加建改建來消耗你。這樣的方式還會形成一種示範效應，別的地方看你拆了古村子建了一些新的建築群，結果給當地帶來很多效益，也會緊跟著拆建，這種聯動性造成的破壞更大。』

1985年，中國加入聯合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截止到2011年6月，全球共有725項世界文化遺產、183項自然遺產以及28項文化與自然雙遺產。我國共有41處自然文化遺址和自然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占世界第三位。與此同時，中國也開始進入充分利用文化遺產，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的時期。迅速擴大的城市化規模，追求到極致的旅遊人數，成爲了顯著的特徵。

我們強烈地感到，這種破壞，常常是故意、或者至少是人爲的過失造成的。所以，也就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來自於媒體和公眾的關注越是頻繁，破壞的速度越是加劇。所有的原因，都是源於，經濟利益成爲了各地追求『申遺』和使用文化遺產的核心驅動力。但是，利益的期望值，是沒有上限的……

過度的商業開發和利用以及模仿造假造成的瀕危更爲嚴重。如果將文化遺產放在『真實性』和『完整性』的標準下進行衡量，我們很多曾經放在申遺預備名單中的遺產正在成爲『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其實應該重新評估，或者應該被除名，否則傳遞的就是危險的信號，即『過度』和『造假』可以瞞天過海，可以帶來名與利的雙贏。與可以看到的消失相比，這種信號或者叫傾向，更加危險，也更加缺乏應對的方法。我們稱之爲『第二種瀕危』。

其實，『第二種瀕危』受到關注，反而與全社會渴望進一步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進程密切相關。由關注物到關注人；由關注個體到關注風貌；由激情參與到方法參與……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如何破解『第二種瀕危』的核心癥結，就擺在了人們面前：如何有效解決，在經濟利益推動下，故意或者過失地放棄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敬畏和堅守，從而造成假遺產增多的難題？如何儘快讓公眾認識到，文化遺產人人有份？如何爲公眾和社會力量參與文化遺產保護提供明確、有效的法律支持和可行的方法？

文化遺產保護不能唱獨角戲

讓社區居民行動起來、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從而恢復他們對文化遺產的感情，這比什麼都重要

也就在媒體探訪古鎮、古村落文化遺產瀕危現象的同時，來自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同學，也組成了5個研究小組，以【文化遺產視角下的廈門】爲題，開始了一次有益的探索。

這項研究，挑選出鼓浪嶼、以中山路爲軸心的『小』店鋪風貌區、著名而歷史悠久的第八菜市場、環島路（東南段）以及廈門大學爲題材，按照真實、完整的要求，去發現其中的文化遺產價值。提交的研究報告形式有趣且非常生動：就是要規劃出一條最能體驗成果的公眾遊覽路線；當然只能步行和騎行；而且美觀實用甚至可以印製到文化衫上。劉詩瑤，是中山路『小』店鋪風貌區的小組成員，『這項課題的挑戰性在於，我們既要提供一條路線，還能提供一種可以推廣應用的方法，告訴人們如何去發現身邊的文化遺產價值。』劉詩瑤這樣看待自己的工作意義。

勐馬寨隸屬雲南省普洱市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勐馬鎮勐馬村，是勐馬鎮政府所在地，共有217戶795人，全部爲傣族農民，屬傣那支系，語言使用德宏方言，文字爲傣泐文和傣那文。在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專家的幫助下，勐馬寨的十多位知識分子獨立編輯撰寫了一本【勐馬檔案】，全面記錄、整理了勐馬寨的文字、曆法、節慶、習俗、音樂、舞蹈、佛事、飲食等文化和社會檔案，爲人類學研究保存了極爲珍貴的文獻資料。這個項目的最出色之處在於它把歷史書寫的權力交還給勐馬寨人自己――在書的封面上，編著者的署名爲『勐馬寨人』。

『通常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都會先入爲主，以一個外來者的目光去救助瀕臨滅絕的它者的文化，而忽略被救助者的主體性。』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項目專家何戍中認爲，讓社區居民行動起來、認識並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從而恢復他們對自己文化遺產的感情，這比什麼都重要。現在文化遺產保護的主體位置更多的時候由政府官員、學術研究機構和學者來充當。結果是某種文化遺產被圍上護欄，或被搬入博物館，或被印刷成書，事實上這些只是標本文化，如果得不到現實生活的滋養，與枯死寂滅無異。

這項來自於大學生的課堂實踐活動和民間公益組織的努力，實際上不約而同地都瞄準了文化遺產保護的最基層空間――村落和社區，它們是未來文化遺產傳承的基礎細胞。今年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締約40周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紀念主題恰恰就是『世界遺產與可持續發展：地方社區的作用』。

剛剛過去的第七個『文化遺產日』，由政府主辦的各種活動極大地普及了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但中國人民大學文化遺產法研究所所長王雲霞教授認爲，我們更多的強調政府以及它的各個部門如何來保護文化遺產，並沒有足夠重視整個社會的保護力量。『應該說立法現在已經是比較齊全了，但這些法都沒有給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提供更多的渠道，提供更多的方法，廣大的社會公眾並不知道怎麼來保護文化遺產。尤其重要的是如果當社會公眾聽到了說有一個地方發生了對文化遺產破壞的行爲，或者是某地出台的一些政策，那麼有可能對於文化遺產造成一些過度的開發的商業利用，公眾如何提出自己的訴求。』

任何一個社會的文化遺產保護都不能僅僅依靠單方面的力量，因爲需要保護的遺產數目總是遠遠多於我們能夠保護的數量。這些年，通過公眾和社會組織的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意識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在保護的理念、方法和機制上卻有些滯後，這些滯後有時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