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羊角瘋：出賣良心去附會政治（2）

這種運用國家機器把全民的意志高度統一到政府目標上來的做法，可能有其短期的合理性、有效性，但其致命的弱點卻無論如何不能熟視無睹：

一，這種做法無視一切個體意志與個體差異，使社會目標單一化，蔑視並抹去了任何一個特殊個體的個人目標，個體幸福被當作不正當的欲求和國家集體的障礙物而踏平碾碎，個人只是實現政府目標的手段與工具，像【商君書】中的『民』，只是國家生產的工具和戰爭的工具。只有利用的價值，而沒有被關心的意義。作為一個個體，在這樣的社會裏只是一個機器中無可奈何的部件而已，毫無獨立價值與尊嚴，不僅其精神存在被當作無用有害的東西而徹底抹殺，甚至其肉體存在的合理性都要視他能否充當政府工具而定。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政府目標完全合乎道德，合乎全民或全民中絕大多數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其與人類的根本福祉仍然是背道而馳的，不可能存在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個體幸福。而沒有個體幸福，只有秩序和政府意志的社會，我們只能說它是―監獄或勞改營了。而商鞅在秦國設立的監獄更絕：他不容許有人給罪犯送飯，說這樣就能令人懼怕監獄而認真開墾農田(【墾令篇】)，這真正是斬盡殺絕。不過，我們可以這樣想一想：不墾田，就要進監獄，政府的專斷已使墾田不再是為民造福的事，而是使它一開始就成了人民生活中的可怕威脅。而另一方面，監獄中只有在沒有飯吃的時候，才對監獄外的良民構成威懾，這恰好證明了，商鞅治理下的秦國，與監獄的差別只在於有沒有麵包而已，秦國的社會只不過是有麵包的監獄罷了(假如秦國的百姓能有麵包吃的話)，良民和罪犯一樣，都是沒有自由的。這樣的國家不可能有任何個人幸福。當然，奴才除外。專制國家只能有兩種人：對體制感到痛苦卻不得不服從的奴隸；因長期服從而失去痛苦感甚至感到幸福的奴才。奴才沒有幸福，只有幸福的感覺，甚至幻覺。有一種現象非常有趣：在專制時代或專制國家，人們往往特別熱衷於探討或鼓吹幸福的主觀性。而對幸福的客觀性―幸福所需要的社會條件則有意加以忽略。這種對幸福的探討，是典型的奴才哲學，或是有意的獻媚哲學。

二，在一個獨裁的社會裏，政府目標的合理性是無法得到保證的，甚至大多數時候更只是一小撮人的意願。所以，全民意志的高度統一往往變成了一種異己的怪獸，不僅每一個生存其中的個體被它吞噬，而且這種國家力量在『一致對外』的時候，還極可能使一個國家變成全人類的禍患。秦國在先秦典籍中一般都被稱為『虎狼之國』，讀【商君書】中的【境內】篇，通篇都寫着血淋淋的『斬首』。『不逐北，不擒二毛』的中原傳統，在變法後的秦國，掃地以盡。據【史記】累計，秦在統一過程中斬殺的六國人數在一百五十萬以上。這還不包括秦國自己士兵的死亡人數。像白起這樣極其殘忍的人物，也是秦的將軍。可以說，秦國殘忍地踐踏了一些基本的人道原則。這種現象不僅在戰國時代的秦國那裏充分顯示出來，二戰期間的德、日法西斯，就是現代的『虎狼之國』。

『壹民，』還有一種作用，那就是在整個社會造成一種垂直性的上下關係，而斬斷一切橫向的平行關係，這是一切專制政治的基本構圖。在這種垂直關係的最上端，只有一個人：君王。正如孟德斯鳩所云：『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與反覆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這裏我想對商君打擊秦國宗族權貴說一點看法。我們當然不會同情宗族大姓，但假如我們不從道德角度看問題，那就會發現，打擊這些世襲經濟特權和政治特權的宗族，實際上其目的就是為了君主獨裁！吳起、李悝，包括屈原所做的，都是這樣的工作。我們從【尚書・周書・洪範篇】及【國語・周語】中召公諫厲王一節中知道，周代政體應是貴族民主制的，國家行政首腦『天子』，是必須聽取斟酌各方意見，接受各方約束的。而一旦拒絕這種約束，如周厲王，其結果並不是周厲王肆無忌憚大肆鎮壓，並在最後玉石俱焚，王朝崩潰(這是中國後來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基本模式)，而是周厲王被流放，周公與召公共同執政。發生變故的只是天子一人，社會並沒有太大的震盪。出現這種局面乃是由於權力有了制約機制，而制約權力的就是貴族集團。所以，要實行封建的君主專制，必須先打倒貴族集團，解除貴族集團對君權的限制。所以，商君也好，李悝也好，吳起也好，他們把打擊貴族集團當作實現政治一元的必經之徑，必要手段，這當然也就形成了後來韓非所說的『法術之士』與『大臣』(宗族成員)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所以，『壹民』，是一個大大的烏托邦狂想，而一切烏托邦最終都是以一元社會為基本特色。設若國家如【商君書】所云，極而言之，則最好的政治乃是刑律，最好的國家當是監獄。事實上，一個絕對一致的一元社會，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監獄，所有的人民都是勞改犯，在國家指令下勞作，在勞作中改造，苟生，創造國家財富，維持國家生存，而個體自身，則只有義務，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權利。

【說民】篇公開說：『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就是耗盡民生，有時就發動戰爭來『殺力』；家不積粟，就是剝奪一切私有財產，榨盡民脂民膏，從而摧毀一切獨立人格和思想，消滅一切與國家機器不和諧的音符，消滅一切異端！

所以，商鞅治理下的秦國，固然具有極強的攻擊力，在列國紛爭中頻頻得手，但對人民來說，卻毫無幸福可言。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實在是極大的不幸。商鞅治秦，對外固然有『天子致胙，諸侯畢賀』(【史記】)之功，對內則不免『老母號泣，怨女嘆息』(【鹽鐵論・非鞅篇】)。【商君書】中有一篇【徠民】，至少寫在商鞅死後八十多年，就寫到三晉民眾多而土地匱乏，秦地人民少而土地有餘，為什麼三晉之民不到秦國來呢？就是因為『秦士戚而民苦也。』所以―

三晉(趙、魏、韓)不能戰勝秦國，已經四世了……大大小小的戰爭中，三晉被秦掠奪的財富，也不可勝數。但即使這樣，三晉的人民仍然不屈服秦國。秦國可以憑武力掠奪三晉的土地，卻不能得到三晉人民。

[原文：三晉不勝秦，四世矣……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

最後，這個為秦國上下一致憎恨的商鞅，『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戰國策・秦策一】)。

『壹民』還有一個嚴重後果，當然這正是專制論者、一切國家主義者所追求的目標，那就是，消滅私人空間，造成一個透明的社會。每個人都處在國家和他人的嚴密監視之下。商鞅搞戶籍制度，置伍什之制，行連坐之法，倡告發之風。讓居民們互相糾察，互相監視。告發奸人，予以重賞；不告發奸人，加以重罰，什伍之內，一人有罪，他人連帶有罪，人民在戰爭中不勇敢，本人處死，父母、兄弟、妻子連坐。有告發官吏為奸的，可以承襲所告之官的職位。甚至―

治國的最高境界，是可以讓夫妻、朋友不能相互掩蓋罪行錯誤，而不因為彼此關係親近就(互相包庇)，妨害對國家的誠實。人民百姓不能相互隱瞞遮蓋。

[原文：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禁使】)]

連夫妻、朋友都要相互告發，而不為親情所動，真是透明極了的社會。在同一篇文章中，還提到，要真正讓人互相告發，必須避開利益相同的關係，因為利益相同就會互相包庇，所以要使人人『事合而利異』，利用人們的利己之心去害人，告發別人。何其歹毒也哉？

【畫策】一文中給我們描寫出了透明社會的圖景。這段文字精煉之極，不忍遺漏，全引於下：

所謂明察，就是無所不見。這樣群臣就不敢為奸，百姓就不敢為非。國君坐在高椅之上，聽着絲竹的音樂，而天下自然就井井有條了。所謂明察，就是讓人民不得不干(國君要他們幹的)事。所謂國君的強幹，就是戰勝天下人。戰勝天下人，就能集中天下人的力量。因而勇猛的人不敢做橫暴反叛的事，智慧的人不敢做欺詐不忠的事，他們會整天思考着怎樣為君主效力。天下所有的人，沒有人敢不做國君喜歡的事，也沒有人敢做國君不喜歡的事。所謂強大，就是使勇而有力的人不得不效忠自己。

[原文：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群臣不敢為奸，百姓不敢為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眾不得不為。所謂強者，勝天下。勝天下，是故合力。是以勇強不敢為暴，聖知不敢為詐，而慮用。兼天下之眾，莫敢不為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為己用。]

這是一個何等可怕的情景！暴君踞坐在交椅之上，在天下的中央樞紐，如同盤踞在蛛網中心的巨型毒蛛，任何一點輕微的信息都會被他敏銳地捕捉到。這使我想起英國人奧威爾(GeorgeOrwell)的名著【一九八四】：『海洋國』的執政黨是『內黨』，『內黨』的領袖叫『老大哥』，『老大哥』從不露面，但他的照片卻到處張貼，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伺察着他的臣民。他的臣民們的私人居室，都裝有一個『電子屏幕』，可以視，可以聽，還可以發號施令，房間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在這電子屏幕的伺察之下，平時無事，電子屏幕就沒完沒了地播送大軍進行曲、政治口號等等。這個電子屏幕由中央樞紐控制，個人無法關掉……

奧威爾所寫的一切，在兩千多年前，就由中國的商鞅設計出來了！只是商鞅那時沒有今日的科技，其糾察手段沒有這麼現代化而已！

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如果不和科技的進步同步，則科技只能成為專制的幫凶，而並不能為人類帶來福祉。它只是為專制者提供更方便的統治手段而已！

社會的透明，對私人空間的擠兌，其最終目的就是控制人，使人『不敢為非』又『不得不為』國君(往往借國家民族集體的名義)所要求的事。是要以一人或一個集團勝天下，佔用天下一切聰明、才智、勇力和其他社會公共資源。『不敢為』是對自由的禁止；『不得不為』，則是連沉默的權力也要剝奪。『不敢為』和『不得不為』，最透徹地說出了專制政治對人的全面剝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