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62
根據荀子這裡所說，他是從『人』、『情』、『類』、『道』等普遍性角度來論證先王之道與後王之道的共同性的。一般來說，普遍性的東西，不受『特殊』時空的限制，它對所有的時空都有效。普遍的王道也不受一時一地歷史時空的限制而適用於所有的歷史時空。但由於歷史時間的久遠則影響了先王之道的傳承，使後人難窺其全。因此通過距離我們相近的『後王』而把握的普遍之道，實際上也就是『先王』的普遍之道。63從以上所說來看，『法先王』與『法後王』原則上（『王道』和『一制度』）是統一的而無孰輕孰重的問題，但由於『後王』易知、易明、易法，從現實實踐來考慮，『法後王』則優先於『法先王』，這也是荀子提出二分的主要意圖。 說荀子重法或向法家靠攏，也是不正確的。荀子強化了周代和孔子重禮樂的傳統，注重規範和制度，這是要指出的。荀子喜歡用『法』字，其中所說的『法』確有『懲誅』之『法』的意義，這也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荀子使用的大量『法』字，更多的不是法家之『法』，而是指法則、法度、標準和效法等意。而且，在同德、禮和仁相對意義上的『刑法』之『法』，在荀子那裡仍然是處於從屬性的地位。也就是說，荀子根本上仍然是把德、禮樂和仁義放在首要的地位上，或者至少是德禮與法並用。這同法家『一斷於法』和『嚴而少恩』的『刑法主義』根本不同。特別是，荀子堅持以儒家理想人格為中心的『人治主義』以及對『人』『法』關系所作的安排，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他的聖王和賢人政治理想。在此最有必要引用荀子的一段名言：『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64這並不是孤證，旨趣完全一致的說法，亦重見於【致士篇】。 從現象上看，在【荀子】一書中，單是作為篇目就有【富國篇】、【王霸篇】、【強國篇】、【議兵篇】和【法行篇】。這些篇目中的『富國』、『強國』、『霸』、『兵』和『法』等主題，說起來都是與法家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是法家所熱切解決的問題。荀子關注這些主要是法家的問題，表明處在戰國後期的他，不能迴避日益突出的大國爭霸的現實課題，他對『霸道』採取了一種不同於孟子（完全拒絕）的在一定意義上的儒家可接受性態度，也說明他對時代強勢的有限讓步。但是，荀子始終把『王道』秩序和價值放在第一位，把『霸道』放在第二位。最高的和最理想的目標是『王道』，『霸道』是次一級的不太理想的目標。如果『王道』達不到，達到『霸道』則是可取的，因為達到『霸道』主要靠『信』，由信而霸也不容易。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他對所見所聞的強大之秦作出了一定性的肯定，但從儒家的仁義和王道來衡量，他認為秦的社會政治並不理想，如【強國篇】載：『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秦之謂也。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LL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L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從社會政治和經濟目標說，荀子提升了『富國』、『強國』、『強兵』等問題的重要性，但是，他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不是憑藉法家的『法術勢』，而是根據儒家的『王道、』『仁德』、『禮義』等立場。如【荀子?議兵】載：『李斯問孫卿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君，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LL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靠『德』還是靠『力』來進行統治是儒法之爭的一個核心，孟子所持立場大家已知，荀子提出兼人有『以德』、『以力』和『以富』三種方式，但他認為最理想的方式仍然是『以德』。統觀起來，在當時難以抵擋的秦的強勢之下，荀子完全採用儒家的政治資源和智慧來解決法家所關注的富國強兵主題，即使不被認為是迂腐，至少也被認為是不現實。順便強調一下，荀子作為儒家的忠實捍衛者，在【儒效篇】中對『儒』的價值和地位作了直接的辯護和肯定。這是他在回答秦昭王提出的『儒無益於人之國』這一尖銳判定時作出的。秦昭王的判定決不是一個孤立性的看法，韓非法家激烈批評儒家無用、有害、打擊儒家，其影響遠遠超出了秦地。在以力量決高下的戰國末期，在秦以法術而強盛的背景之下，對儒家威脅最大的自然是法家和秦國，荀子堅持儒家道德理想主義，堅定不移地捍衛儒家，比起孟子拒斥墨子和楊朱來，任務更加艱巨，也許需要更充分的道德勇氣。 來源：國學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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