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百家之學與中國文化述論(1)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公元1883-----1969年）曾提出過著名的『軸心時代』理論。他認為，以公元前五百年為中心------從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人類的精神基礎同時地或獨立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臘開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着在這種基礎之上。他把這個時期稱之為『軸心時代』。美國當代社會學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則提出『哲學的突破』觀念。他認為，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內，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古國都曾先後各不相謀而方式各異地經歷了一個『哲學的突破』的階段。所謂『哲學的突破』，就是時人對構成人類之宇畝的本質發生了一種理性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所達到後了層次之高乃是從未有過的，人類精神的文化基礎由此而得以奠定。　

對於中國來說，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期。這時期日益普遍出現的『禮崩樂壞』現象標誌着傳統的『封建』社會秩序解體了，章學誠所謂古代王師政教合一的古代『王官之學』不再能統一、整合、規範人們的思想與行為。與『政出多門』的社會現實相適應，思想文化領域涌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型『士』人，出現了【莊子・天下篇】所述的古之『無乎不在』的『道術』分散為諸子百家的現象。諸子百家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實現了帕森思所謂『哲學的突破』，他們的學說思想奠定了中華民族精神的文化基礎。時至今日，諸子百家的學說思想仍具價值，能給我們以多方面的重要啟迪。　

諸子興起與百家爭鳴　

『士』本處於西周宗法制度下統治階級的最底層，春秋、戰國之世『禮崩樂壞』的社會秩序大改組，將之從沉重的宗法制枷鎖中解脫出來，在社會身份上獲得獨立的地位，成為一個獨立的、擁有專門文化知識並以腦力勞動為特點的社會階層。士階層中，群英薈萃。其間，有思想家孔丘、老聃、莊周、墨翟、孟軻、鄒衍、荀況……他們深邃的哲理思考表明這時的中國人對構成人類之宇畝的本質已經有了理性的認識，他們的智慧之光不僅作用於當時，而且永遠照耀着中華民族的文化歷程；又有政治家管仲、晏嬰、子產、商鞅，軍事家吳起、白起、孫武、孫臏，外交家蘇秦、張儀、藺相如，教育家少正卯、孔丘、鄧析，史學家左丘明，文學家莊周、屈原、宋玉，論辯家惠施、公孫龍，還有醫學家扁鵲，農學家許行，水利學家李冰、鄭國，天文學家甘德、石申，……他們多方面的成就輝耀千古。　

春秋戰國時期，作為政治智囊、軍事參議、外交使節、思想精英、文教師長而活躍於天地翻覆的歷史舞台上的士，在推動社會前進的同時，表現出自己強烈的獨立意志，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群體人格。如其具有博大胸懷與高遠志向，『志於道』（【論語・里仁】）的儒家倡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憲問】），自不待說，道、墨、法、陰陽『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由是觀之，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孟子・盡心上】）、『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孟子・告子下】）絕非迂腐書生的口出狂言，而應看作士群體博大胸懷與高遠志向的自白。　

正是在文化知識廣泛傳播、士階層隊伍不斷擴大並發生着日益重要影響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發展起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局面。如墨子出入儒門而別創一宗，其學與儒學針鋒相對：儒家主『尊尊』，他就倡『兼愛』；儒家重『義』，他就尚『利』；儒家講究禮樂文飾，他就宣揚『非禮』『非樂』；……於是，在春秋、戰國之際便出現了孔子、墨子相繼而起，『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呂氏春秋・有度】）的現象。儒、墨兩家紛爭不已，『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莊子・齊物論】），成為『世之顯學』（【韓非子・顯學】）。並且，在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些學術中心，如各派的著名學者都匯聚於齊國稷下學宮，聚徒講學，著書立說，『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驕、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人』（【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鹽鐵論・論儒】）。　

『諸子百家』、『百家爭鳴』，是我們描述先秦時期思想界的狀況時，最習慣的用語。但是在運用它時，很少有人會去質疑：到底有哪『百家』？在當前思想史的研究、寫作中，司馬談的『六家』、劉向歆父子的『九流十家』，是真正用來描述、把握先秦時期思想界的基礎『話語』。不過，中國哲學史的開山者胡適，曾經反對這種做法，其後，任繼愈有【先秦哲學無『六家』】之文，指出『先秦有的只是老子學派、莊子學派、公孫龍學派，等』，承認有很多學派，但是這個觀點也沒有貫穿到他所編寫的【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發展史】之中。但是，馮友蘭先生有專門的文章【論『六家』】，認為司馬談和劉歆所分的『六家』或『九家』的說法是有根據的，認為在先秦事實上是有這些派別……第一，在先秦的學術界和知識分子中，本來有各種的人，他們自稱，或者被稱為某種人，或者某種專家。第二，這些某種人或某種專家，在他的思想中間，確有一些自己的中心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和解決，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因此他們成為哲學上一個流派。每一個流派，都圍繞着自己的中心思想，同別的流派進行鬥爭……在先秦的典籍里，我們常看見有『儒』或『儒者』、『墨者』、『隱者』、『辯者』、『法術之士』、『輕物重生之士』等名稱。這些名稱都專指一種人……這些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思想。他們的思想發展成為體系，就成為各種學術流派。這些流派是本來有的，司馬談和劉歆在記錄中把他們明確起來，給以相當的名字，其中有些名字，是沿用原來有的名稱，例如儒家和墨家，有些是他們給的新名稱，例如名家、法家、陰陽家、道家。而胡適先生的書中，恰恰也列有『公孫龍及其他辯者』一節，似乎馮先生說得比胡先生有道理。馮友蘭先生的影響很大，眾多哲學史、思想史論著多有受馮氏影響印跡。我們翻開各種論述到先秦學術史、思想史或哲學史的著作[包括[日]狩野直喜：【中國哲學史】（東京：岩波書店，1953年），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1984年增訂版），吳怡：【中國哲學發展史】（台北：三民書局，1984年），韋政通：【中國思想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年第七版），臧廣恩：【中國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二版），以及【劍橋中國先秦史】第11章【經典哲學著作】英文本）]，即便在總述的部分提到有『諸子百家』、『百家爭鳴』，但在下面寫的時候卻是儒、墨、道、法等不到十個部派及其不同時段的代表人物一個個來寫，譬如在儒家，先列孔子，次列曾、思、孟，再列荀子等小節；或者這種分家分派並不完全行之於章節結構，研究者按照時間先後分述諸子，依次寫老子、孔子、墨子等，但討論到諸子的學術性質時，『道家』、『法家』等稱呼還是存在。各種討論到『百家爭鳴』的文章，也似乎多是說說而已，要不就搬出儒、墨、道、法等家。於是，名義上的『百家』，變成了幾家、十幾家。也有學者認識到『六家』、『九流』之說不足，但認為可以沿用，甚至英國學者魯惟一已經認識到劉向歆父子的『九流十家』是書目，劃分有許多問題，卻仍因襲『儒家』、『道家』、『法家』等稱呼。可見『六家』、『九流』的框架，不僅影響了中國人，也漸漸影響到了西方漢學界。總之，在當前，『百家』成為了一個虛幻的名詞，有學者甚至明確說先秦沒有『百家』。對於『六家』、『九流十家』的來歷和背景，卻很少有人去考慮。　　　 其實，打開先秦至漢代的子書以及史書，『百家』的存在不容置疑。比如【荀子・儒效】：『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荀子・解蔽】：『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荀子・正名】：『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荀子・成相】：『復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莊子・秋水】也說：『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莊子・天下】也有：『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以往認為莊子外雜篇晚至漢代才成書，從阜陽漢簡和張家山漢簡出土有【莊子】殘簡來推論，這種可能性不大。後來賈誼的【新書・過秦上】也說：『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淮南子・m真】有：『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淮南子・齊俗】：『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也。』【淮南子・錇邸罰骸鞍俅ㄒ煸炊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諸子百家』一語，也見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百家』的說法在漢代還有很多例子，此不贅述。但是，『家』的含義，卻值得考慮。【莊子・則陽】借少知之口說：『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韓非子・定法】載：『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篇末則有：『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在這裡，季真、接子二人，申不害、公孫鞅二子，就是『二家』。　

『百家』之所指，【荀子・成相】中有：『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復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祥）。』這裡的『慎、墨、季、惠』，應該只是荀子所舉的『百家』之代表。【莊子・天下】篇中，所謂古之道術『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文中所列舉的『百家』，有『墨翟、禽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宋、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莊周』、『惠施……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黃繚』(容易發現，【天下】篇比【荀子・成相】多了『之徒』、『之屬』這樣的表述)。戰國諸子多有門徒，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正】曾指出子書的通例是：『向歆班固條別諸子，分為九流十家。而其間一人之書，又自為一家。合若干家之書，而為某家者流，明乎其所謂家者，不必是一人之著述也（家者合父子師弟言之，【管子・乘馬篇】云：『三夫為一家。』古今訓詁之書，無以家字作一人解者）……學有家法，稱述師說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其學雖出於前人，而更張義例別有發明者，即自名為一家之學。』因此，確切地說，戰國時代，『子』是『家』的代表，舉一『子』可以賅括一『家』，這就是前文稱『季真』、『接子』為『二家』的緣故。所以，荀子的『非十二子』，也就是非十二家。在【非十二子】篇中，荀子還批評了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而【孟子・滕文公下】篇也曾說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在這些地方，『子』、『氏』並用，也可見『子』與『家』表意相同。但是司馬談的『六家』、劉向歆父子的『九流十家』中的『家』，卻有不同的含義。這既是余嘉錫先生說『劉向歆班固條別諸子，分為九流十家。而其間一人之書，又自為一家』的緣故，也是【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提及『九流十家』，又說到『凡諸子百八十九家』的緣故。前舉【莊子・天下】篇中，『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與『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兩個『之徒』，意義有區別。很明顯前者是指有師承、學術淵源關係的一批人，他們的思想宗旨應該差不多；而後者則僅是指思想宗旨或學術特點相近的一批人，未必有師承關係。類似『辯者』這樣的稱呼，馮友蘭先生【論『六家』】一文討論得比較詳細。但是他沒有注意到【戰國策・趙策二】中，蘇子對秦王所說的『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這裡的『刑名之家』，不必然有師承關係（當然也並不是排斥師承淵源），與前面以子為代表的『家』大不相同。所以，在先秦時期，表示思想團體的『家』至少有兩種意涵，一種是針對有學術師承、學術淵源的學派而言的；一種是針對有相近的學術宗旨、學術興趣、學術問題的學者群而言的，不必然有師承淵源。前者為本意，後者為引伸義，外延較前者寬泛。　

戰國時的諸子，顯然更重視有學術師承、學術淵源的學派（school）這一意義上的『家』。這樣的一『家』之所以成其『家』，在於獨立的思想觀念和延續的師承淵源。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一如孟子一樣，常常舉別家的核心學說以批判之，因而各家學說的核心觀念也常見於時人的著述之中。【尸子・廣澤】篇中說：『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不已，皆m於私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呂氏春秋・不二】之說與之接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兼），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毫脊蠛蟆４聳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尸子・廣澤】、【呂氏春秋・不二】沒有像孟子、荀子那樣奉行崇儒的立場，因此有和會諸家之意。這兩篇所採用的論各子之所『貴』的表達方式，應該是一定時間、地域之內習慣的敘述方式。【列子・天瑞】記：『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今傳【列子】一書之所謂真偽，尚有爭論，不過【戰國策・韓策二】也記載：『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貴正』之言明顯不可靠，此文主要是用『貴正』之說喻事，故被收入【戰國策】。但它卻反映出當時論方術，是用問『何方』來問師法何人，用『何貴』來問學術宗旨，以明t學術師承、派別和思想宗旨。師承、派別既然不同，那麼學術宗旨自然也就各異，同一個派別之內，學生若能自成一家之言，學派就會分化，學術宗旨也會相應變化，比如【呂氏春秋・不二】就說到『老子貴柔』、『關尹貴清』。戰國時的『百家爭鳴』，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諸子把握其他學說的淵源和宗旨或不同學說之間相近的特點來進行批判與相互間的論辯。這樣的內容很多見，茲不具引。因此，『百家』是泛指當時諸多的學派，每一個自成一家之言的學者都可以成為一家。從這種角度來看，說先秦有『百家』，決不是什麼誇張之說。雖然當前尚看不到一本著作提及所有的百家之名，但這恐怕只是因為時間、地域和諸子的學術方向有不同，而其學又有顯和不顯的區別。比如孟子所批評的墨子、楊朱，應該是反映當時至少在稷下這兩家學說很流行；但荀子在稷下所批評的對象中，就沒有明確提到楊朱。而荀子在蘭陵的作品中批評的對象又與稷下大不一樣；【尸子・廣澤】與【呂氏春秋・不二】的討論對象也不完全一致。孔門有『七十子』，稷下學宮中的大夫也有七十六人。先秦養士成風，四大公子、呂不韋等人的食客都不下千人，這些游士除掉雞鳴狗盜、刺客遊俠等專門人才外，有很多就是百家學者，他們如果沒有標舉某一家或自成一家之言的本事，是不會得到尊重的。秦火之後，漢廷所藏子書，【諸子略】說『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對於先秦秦漢時期的子書，這應該是只會少不會多的統計。　

不過，還是應該看到，當時的思想家與學說流派雖號稱諸子百家，但聲勢頗著、影響當時與後世的，主要有儒、道、墨、法、陰陰五家。茲逐一概述於下：　

（一）『儒』的起源甚早。本世紀30年代，胡適曾撰【說儒】，據【說文】而以『儒』字從需從柔，稱『儒』本是着殷服、守殷禮，持守『柔遜的人生觀』的『殷民族的教士』（1）。此論曾受到很多學者的質疑，郭沫若即曾對之嚴加痛斥（2），但憑實說來，此論並非毫無見地。70年代中葉，徐中舒先生通過甲骨文字的研究確證『儒在殷商時代就已經存在』，並認為古代之儒，其職為祭祖事神、經理葬事、為人相禮等（3）。這表明胡氏所謂『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的觀點有一定正確性，當然，他說『儒』代表着『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人生觀』便不允當了。儘管如此，作為一個以有體系的思想為堅定理論基礎的儒家學派，乃是到春秋末葉才由孔子創立而成。對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誠然是柔』，但『儒應當本來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們的專號。那在孔子以前已經是有的，但是春秋時代的歷史產物，是西周的奴隸制逐漸崩潰中所產生出來的成果。』而孔子『把從前由貴族所占有的知識普及到民間』，促成了『儒的職業化或行幫化』（4）。侯外廬先生也認為，『「儒」這種職業並不始於孔子』，但孔子『開創了儒家學派，在「私學」的中國思想史起點上完成了發端的一環，實無可疑。』（5）由此可見，在考察『儒』的歷史起源時，雖可將視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時代，但若論儒家學派或作為其思想理論基礎的儒學，則只應從孔子開始，因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術變為儒學，並據之創立起儒家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