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即『春秋傳』說初證】(4)

(二)　 【左傳】體現的創作思想與孔子思想的高度一致。

【左傳】貫穿全書的主導思想――仁政、民本、禮治觀念，與孔子幾無二致。孔子在【論語】中的觀點，處處能從【左傳】中找到印證。如【左傳】昭公十七年，晉侯總結為政之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三點即孔子說的擇賢任能，『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使民以時』。

【左傳】文公十三年記，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日『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也，孤必與焉。』這與【論語】中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的民本思想完全一致。

孔子認為打仗必先教民。『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左傳】敘寫戰爭，也多以教民，養民作為決勝先決條件。作者寫晉文公之所以能在城濮一戰而霸，是因他『始入而教其民』使民『安其居』，『民懷生矣』又『伐原以示之信』，繼而『大菟以示之禮，作秩以正其官』而後用之。作者總結道：『出谷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論語】與【左傳】可謂琴瑟相和。

孔子繼承周之禮，把『克己復孔』作為『仁』的標的和治國之本，『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左傳】全書也處處體現了這種『尚禮主義。』【左傳】僖公十一年，周天子派內史到晉賜命，晉惠公受玉不恭，內史因此預言：『晉侯其無後乎?……禮，國之干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左傳】成公十年，申叔時論楚臣子反背信違禮，斷言：『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成公十三年，子反果以違禮而取禍亡身。

如果說，【左傳】在仁政、民本，禮治的主要思想傾向上與孔子的高度一致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因左丘明等也可能受孔子影響而顯出一致），則在對待爭霸、特別是齊桓公的評價上，【左傳】與孔子的符契相應，而與【國語】極端對立，則更發人深思。

【論語】中孔子曾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憲問】)對管仲推崇備至。而對霸主齊桓公並不讚揚，對另一霸主晉文公，則說他『譎而不正。』【左傳】在這方面表現出驚人一致。【左傳】在寫齊桓公『九合諸侯』的史跡時，落墨的重心在其『一匡天下』『尊王攘夷』之功，描寫的正面主角，不是齊桓公，而是管仲。對霸主的稱雄好戰，作者本質上是批判的。對著名的葵丘之會，作者通過宰孔之口批評道：『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勸阻晉侯『可無會也』。對齊桓公的『九合諸侯』可謂全盤否定，一筆抹倒。而【國語】作者在描寫葵丘之會時，採取了完全相反的態度，極力抬高齊桓公的地位，大寫其霸主的威風：『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旃，諸侯稱順矣。』作者還鋪寫其東征西伐之功，美化桓公『憂天下諸侯』，甚至吹捧說『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讚頌霸道，美化霸主，表現出與【左傳】截然不同的思想傾向，足證【左傳】決非【國語】作者左丘明所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