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錕：中國哲學路徑的發生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形成了獨特的哲學路徑預設：即『萬物一體的宇宙本體論』、『關聯感通的思維方法』及『成己成人的善治論』。這種哲學路徑發生於中國文明的『軸心時代』，有其賴以生長的歷史土壤。

一

在地理上，中國是大陸國家，東面南面臨大海，北抵大漠，西及流沙崑崙之山，形成了天然的地理疆界，黃河、長江兩條水系蜿蜒貫穿其間，把東西南北連成了巨大的整體，容易形成大一統的國家。而古代希臘海岸曲折，港灣眾多，海島星羅棋布，陸地狹小，山林遍布，土地被分割成無數隔離的碎塊，容易形成各自獨立的小國。

中國大一統的國家，遠紹自大禹時期。大禹建立夏朝，實由於他以中原之腹地聯絡周邊小邦共治大洪水，從而得到四方的信從，成爲天下的共主。古史載禹會諸侯於塗山而執玉帛者萬國，以及【史記】載禹定萬國而協和萬邦之事，都說的是這個事實。中國歷史自夏朝開始，逐漸形成了『封建天下』的大一統態勢。在『封建天下』里，中國大陸疆域內眾多受分封或名義上受分封的邦國，共同承認一個實力更強、文明更高的中央王室爲『共主』，組成一個跨『天下』的政治聯盟體。在這樣的政治體中，『共主』不能獨宰天下，而是與邦國貴族共同分享政治權力。當王權與『天下』觀念相結合，便形成了大一統的『普遍王權』思想：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秦漢之後的王朝，就是繼承了夏、商、周三代的大一統王權國家。而古代中國人的『天下』一詞（包括後來的『四海之內』），就是大一統王權國家的陸地國土範圍，故中國人的『天下』就是所謂的『世界』。

很明顯，這與古希臘分散的『城邦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分布在伯羅奔尼薩半島及愛琴海諸島上的城邦國家，不僅數量有上百個之多，而且人口少（一般在一萬人左右），國土面積狹小。由於生活在幅員遼闊的大陸地區，古代中國人有足夠大的空間週遊各地，孔、孟、老、莊似乎從沒有『出海浮游』。因此，他們眼中的『世界』，與海洋國家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週遊各地所形成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概言之，中國大一統的大陸國家型的『世界觀』，養成了人們整體的、關聯的視野，而希臘分離的、零碎的海島型的『世界觀』，養成了人們部分的、分析的視野。

二

中國大一統的政治架構及政策與農業相關。中國大一統國家的濫觴，遠紹自大禹治水的功績；而春秋戰國歷史由分裂走向統一，其動力之一就是爲消除諸侯國的『曲防』（即上游國家私自攔水築壩而不顧下游國家安全）和『遏糴』（即豐收的國家阻止糧食向饑荒國家的流通）所帶來的禍患，這就多少印證了美國學者威特佛格爾所謂中國爲『治水型國家』的說法。在農業國家裡，農業是最主要的生產形式，商業只是交換農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即農業是『本』，商業是『末』。因此，哲學家的經濟思想以及官員的決策，其多傾向於『重本輕末』。相對比，古希臘是海洋國家，山地和森林廣布，平地狹小，缺乏農業生產的條件，其經濟生活以工商爲本，崇尚商業貿易。

中國古代社會基本上是農業社會。中國古代社會有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商人是最後一個階層，社會地位和聲望不高。士即士大夫，農就是實際耕作土地的農民。士大夫一般不親自耕作土地，但通常就是地主，其命運也與土地息息相關。在古代中國，士與農是兩種好的職業，『耕讀傳家』最值得標榜。梁淑溟說：『在中國耕與讀之兩事，士與農之二種人，其間氣脈渾然，相通而不隔。』

在農業生活中，人與自然親密接觸，與自然打成一片，深深體驗到萬物生命之間的互依相關。這是中國哲學『萬物一體』宇宙觀和『關聯感通性思維』得以生長的深厚土壤。錢穆說：『中國文化始終在自由農村的園地上滋長』。馮友蘭曾說，中國思想中的儒家和道家，都表達了農的渴望和靈感；而兩家的不同，只是它們理性化地表現小農生活方式的不同。小農的生活簡樸，思想天真，道家把這種簡樸生活加以理想化。儒家則強調人的社會責任，重視小農生活基礎上的家族和社會關係，可見，中國哲學『成己成人的善治論』也與農業生活的情調有關。

相對照，古希臘是工商業國家，航海貿易和戰爭是其生活的常態。而航海貿易和戰爭都是向外進取開拓的過程，因此希臘人大都眼睛向外。另一方面，航海和戰爭都要克服來自於自然力量和敵方的艱難險阻，他們傾向於把自然和他人作爲征服的對象。於是，人與自然二分、主觀與客觀對立的思維隨之產生，他們不能把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當作一個連續的整體來看待。也就是說，希臘哲學從源頭上缺乏『萬物一體』宇宙觀和『關聯性思維』。再加上商業經濟的所得，多是零散的貨幣和帳目數字，這就最需要數學分析和計算。因此，希臘人發展了數學及其相關的邏輯推理，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法則和客觀的知識被人所推崇。

三

農業社會的人靠土地爲生，而土地是不能移動的。一般情況下，人們祖祖輩輩生活在同一個地方，這就形成了中國的家族制度。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基型是家族，家族不只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父母――子女的『小家庭』，更是一個以『父權』爲中心的『大家庭』。在中國，一個家族便爲一個村落的情況比比皆是。在中國的家族社會內，父親的權威天然地高於子女，而早期的國家往往是圍繞著一個最有聲望的家族來建立的，父權自然演變爲王權。因此，威權的、分等級的、家長式的王權政治在中國古已有之。

中國的家族制度塑造了基本的社會關係。傳統的五倫，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種社會關係，其中父子、兄弟、夫婦三種是家庭關係，而其餘的君臣、朋友則是比照家庭關係來理解，這就形成了有親疏遠近『差序』的整體人際關係。不僅如此，家族是一個功能泛化的『共同體社會』，在此家族社會中薰染出來的人，自然不自然的用關聯的、整體的方式思考世界。中國社會以家族爲單位，家族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中國人有極強的家族意識，都重家、重孝、重倫常關係。祖先崇拜和孝道幾近乎中國人的宗教。正如馮友蘭所說的，在很大程度上，儒家哲學是在說明這種家族社會的倫理意義，它很長時間成爲主流哲學是自然而然的。

相對照，希臘是工商社會，人們靠工商業維持生活，形成了以城市共同體爲基型的社會。人們往往來自不同的地方，血緣親屬關係疏遠，也就沒有天然的理由認爲某個人高於別人。因此，市民之間是平等的、獨立的，大家都有權力參與城邦的管理。民主和公民社會的觀念及實踐在希臘城邦社會中早就存在。

四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社會政治大變革的時期，產生了新興知識精英――士人階層。士人的興起與周代封建制度的解體有關，其來源有二：一是有身份的貴族；一是因特殊技藝而爲貴族服務的具有世襲職位的專家。春秋戰國時期，因頻繁的戰爭和激烈的政治動盪，許多貴族失去了土地和爵位而淪落爲庶民，依附於貴族的世襲專家也流落於民間。然而，這些淪落的貴族和世襲專家擁有知識和技藝，並往往以私人教師的身份傳授知識和技藝，就形成了所謂的『諸子百家』。其所教弟子或爲生存，或爲仕途功名，或爲救政治社會之弊，但都積極入世，擔負著實際的政治社會責任，其學術知識有強烈的經世致用色彩。也就是說，新興的士人階層不是單純的哲學家、宗教家、道德先知，這就減弱了他們追求理論知識和超越原則的興趣。

相對照，古希臘的思想家來源有二：一是早期的殖民地思想家，如米利都學派、愛奧尼亞學派。殖民地的思想家，他們一般不直接參與政治管理，不負實際的政治社會責任，其思想常趨向『自然哲學』，追求純粹的真理。一是雅典城邦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他們都是奴隸主貴族階級，一般不從事實際的生產和商業活動，也無生計所迫，其有大量閒暇的時間從事哲學思考，可以說是單純的哲學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就曾說過，哲學必須是有閒階級所從事的事業。由於希臘貴族出身的思想家脫離生產，輕視實踐，他們不信任經驗實踐的領域，認爲它是變化不定的、低級的、暫時的世界，轉而信任純粹理性的、形式的領域，認爲它是絕對固定的、高級的、永恆的世界，並把尋求理性的、必然的、超越的知識當作自己特別的技藝，這就加強了他們追求理論知識和超越原則的興趣。

五

中西哲學和文化最大的差異，就是西方有超越性神靈的信仰，而中國則缺乏這樣的信仰，中國的神是內在性的。

中國古代之神，皆由『文化英雄』升華而成，人神之間沒有明顯的鴻溝，人神距離很小。相反，希臘傳說中的神則獨居於奧林匹斯山，其威力巨大，好戰且愛捉弄降禍於人，人與神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同樣，耶和華神高居於天上，主宰人間的命運，他發布誡命，人若不服從則實施嚴酷的懲罰。可見，西方的神明顯具有超越性，人神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正如唐君毅所說的，中國古代人神距離不大，還表現在人意與神意相合。商代和周代人相信自己的祖先可以配享上帝或天。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詩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經】）。就是說有德行的大賢能陪侍在天（神）之左右，這是中國『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初根源。不僅如此，中國古代人相信神意聽從人意，並可由人意轉移。如『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天命靡常，爲德是輔』。很明顯，人若通過修德努力獲得天佑，甚至得到天命，非得人意與天意相合不可。西方宗教認爲，人連測知神意都不能，更不要說在身邊陪侍神了。另外，由於人意與天意相一致，神意可由人通過修德的努力轉移。因此，神更有仁愛體恤人之德。

可見，正是沒有超越於人之上的神，中國古代的神有內在性，導致中國哲學中缺乏超越的自然法則觀念。而正由於西方有超越神的信仰，才產生古希臘的那種在人之上支配人生的『命運』觀念，柏拉圖那種與『經驗界』相對立的『理念界』，古羅馬的那種剛性宰制社會的『法律』觀念，以及在世界之先創造世界的『上帝』觀念，最後凝結成西方哲學中超越的、純理的自然法則觀念。

總而言之，一個民族哲學的形成原因絕不是單純的，而是由多種因素『交互重疊』所造成的。正是在大一統的大陸國家型世界觀、與自然打成一片的農業生活方式、整體又有差序的家族社會、重視經世致用的士人階層以及相互調適的人神關係等諸多因素的『合力』，最終塑造了中國哲學『萬物一體』宇宙本體論、『關聯性思維』及『成己成人的善治論』之特殊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