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發展的『變』與『常』――儒法『述』、『作』之義的現代啟示

儒學不僅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也是世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對於建立和諧世界、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版今日刊發曲阜師範大學儒學研究中心的學者文章，進一步關注儒學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推動儒學在繼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任何一種文化在自己的發展之路上都會遇到繼承與創新即『常』與『變』的糾結。在文化轉型的今天，汲取歷史上孔子『述』、『作』之義的智慧，借鑑儒法創製的經驗，對建設中華新文化，無疑具有明顯的啟迪作用。

孔子之時，禮樂崩壞，舊制不行。他堅信『斯文未喪』，矢志要『復周』。然舊制已不行，孔子雖有『從周』之志，也不得不從『禮壞樂崩』的現實出發去思考新文化的創製。於是，『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擺在了孔子面前，儒家之所以為儒家，孔子之所以孔子者，就在於孔子於自覺不自覺中擔當了『述而有作』創建新文化的歷史使命。

本着『述而有作』的原則，孔子在繼承傳統文化合理內核的同時，又給古老的禮樂文化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仁』。『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納仁於禮』，給禮注入『仁』的新精神，使禮樂文化深植於仁的基礎上，孔子之貢獻實在於此。如果孔子之於禮主要是『述』的話，那麼全新意義上的仁，完全是孔子動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體悟出來的，是孔子述中所作。換言之，面對『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孔子從『述而有作』的原則出發，既承繼了『傳統』之禮，又有『現代』開新之仁，由此建立了『仁禮合一』的政治倫理學說體系，奠定了儒學的根基。可以說，述（禮）、作（仁）就是儒學之邏輯性展開，古老的禮樂文化因仁的納入而重新煥發生機得以延傳。

舊制崩壞，法家試圖另立新制以代舊制。處於對傳統的『絕望』，法家堅決反對儒家的『從周』、『復古』，主張新文化之創建必立足於現實。由此，法家從『國相攻，家相篡，人相賊』（【墨子・兼愛中】）的亂世現實出發，『絕去禮學，兼棄仁義』建構了『亂世法則』。

至此，我們會發現儒法兩家對待『傳統』之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說儒家走的是述中有作的路子，法家則走的是一種『作而無述』或者至多是『大作略述』的路子。這種迥異的文化品格當然會在兩家之學說內容上反映出來。其中，法家『作而無述』的理路集中表現在其思想學說的『原創性』上，也即法家的新『經典』、『新學說』。

以『文化認同』學說來解讀焚書坑儒與獨尊儒術，或許會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焚書坑儒』其實就是以秦始皇、李斯為代表的統治者以暴力推行法家思想價值，以暴力來塑造『文化認同』。但是，文化認同是一種文化價值理念如春風化雨般對人們長期薰陶和浸潤的結果，是人們對這種文化價值理念心悅誠服地接受和認可。顯然，法家本於偏頗的述作觀而建構的極端功利政治哲學是不可能為人們自覺接受和認可的，因為這套價值理念不合乎人之情性，不合乎人的精神價值追求。因此秦皇、李斯以暴力來塑造法家式的『文化認同』只會適得其反，招致強烈反抗。可見，法家『作而無述』，片面注意現實，雖有『切中時弊』之長，也難免有『矯枉過正』之弊，行之亂世尚可，長用治世則危。司馬談『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論六家之要旨】），此之謂也。

漢興，改秦之弊，當面臨同樣的思想任務時，漢武帝、董仲舒就比秦始皇、李斯高明得多。實質上，『焚書坑儒』、『獨尊儒術』的內涵是相同的，漢武、董仲舒之成功在於思想學說選擇的正確與手段上的和緩，那麼，儒學有什麼特質避免了法家之命運呢？如果說，法家之失在於『作而無述』的『亂世法則』僅有符合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重『合法性』，那麼儒學之興則在於符合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意識形態的雙重『合法性』，所謂文化意識形態『合法性』主要是指漢代中華先民對儒家基本價值理念的接受和認可，即『文化認同』。這種雙重『合法性』明顯體現於董仲舒『君權神授』、『三綱五常』的新儒學體系中。（傅永聚、任懷國【儒家政治理論及其現代價值】中華書局2011年版）由此可見孔子儒家『述而有作』、繼承亦開新的文化創製觀於古代中國『文化認同』建構的巨大影響。

近代以來，『向西方求真理』似乎成了時代主題，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從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都效法西方，結果，『救亡』、『獨立』、『自強』的任務仍然沒有真正實現。苦苦探索中的中國人在反思『失敗』的教訓時，發現中國文化唯獨在精神層面還尚未向西方『靠攏』，於是一場清空孔家店以『歡迎』德賽兩先生入住的文化運動『合乎邏輯』地展開了。殊不知，這種隱去傳統、『打孔家店』式的狂飆有類於法家之『作而無述』的文化創製。相類的文化創製原則，則必有相類的思想品格。當然，與法家之短長類似，這場隱去傳統、全然外鑠的新文化運動既有『切中時弊』的歷史合理性，也有矯枉過正、轉變過急之弊。『打孔家店』其實是一種對本民族文化斷裂的精神繼承和徹底的文化否定，這對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產生了相當的『破壞力』，時至今日我們也不得不承受斷裂傳統所帶來的『後遺症』。面對『傳統與現代』、『文化認同』的時代課題，如果能平心靜氣地反觀傳統，我們會發現孔子儒家那裏早已有過成功範式了。

面對『傳統與現代』課題，孔子應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禮作仁，一繼承一開新，亦『傳統』亦『現代』，由此禮樂得以存、仁學得以立、儒學得以開。藉助於仁，中國傳統文化順利地實現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轉折；藉助於仁，孔子之前數千年和孔子之後數千年的文化血脈得以溝通連接，而沒有中絕斷裂。如果說是儒家述而有作、返本開新的文化品格成就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延綿不輟，那是因為這種文化品格揭示了人類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常』與『變』是文化發展的雙重張力，兩者相反相成，對立統一，不斷推動文化前行。文化之『常』就是文化之民族性繼承；文化之『變』是文化之時代性轉換，文化之民族性繼承必以『時代性』為指引；文化之時代性轉換必以『民族性』為依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