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即『春秋傳』說初證】(2)

二、司馬遷稱『孔子作【春秋】』亦指【春秋傳】

除了孟子稱述孔子作【春秋】外，司馬遷是後代史家第一人。【史記】的【世家】，【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等多處再三稱述並推崇孔子作【春秋】的豐功偉績。司馬遷所稱的『春秋』亦指『春秋傳』，而非『經』。

首先，看【年表序】中對此的稱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現近勢，亦著八篇，　 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拾【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

上述引文中值得推敲者有幾點：

首先，左氏、『左氏傳』與孔子【春秋】的關係問題。―從左丘明『因孔子史記』而『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析，『論』。者，『論纂」或『論說』之謂，即左氏對孔子史記作過整理，編纂或評點論說，今『傳』中恰有『君子曰』，『仲尼曰』之議論，可爲佐證。而『傳』的藍本是孔子寫下的。再者，雖然司馬遷把【左氏春秋】與【虞氏春秋】，【呂氏春秋】，【鐸氏微】相提並論，皆作爲孔子【春秋】的『衍生品』而從屬之，然而也突出顯示左氏與孔子【春秋】之間的特別密切的關係，與其他著作的不同。整部【史記】，對【左氏春秋】亦唯此處一提，可見，『左傳』――『春秋傳』的原作者應是孔子而非左氏。孔子作的『春秋』就是『春秋傳』。否則，司馬遷決不會如此『詳小略大』褒貶失當。因爲不論從哪一方面說，『左傳』都要遠遠超越於『經』的價值。

　　　 其次，從所謂『興於魯而次【春秋】』而論，今之『春秋經』，不僅記事殘闕不全，詳小略大，褒貶失當，弊端百出，而且還存在許多『有時而無事』的贅筆，完全是史官例行公事式的原始記錄，毫無加工編『次』的痕跡。故這裡的『次【春秋】』必是『春秋傳』才符合實際。即孔子以『魯』【春秋】爲「興」，依其體例編次史料。考今之『傳』，恰恰正是依『經』而『立』，發其凡，起其例、略其詳，補其缺，處處與之緊相呼應。(據人統計，『傳』全書中直接解『經』者1030條，不直接相關者僅300條)。很顯然，作者纂寫『春秋傳』時是直接緊扣『魯春秋』遂字逐條編次的，這完全吻合了『興於魯而次【春秋)】』的說法。

　　　 第三，從上引文中『不能盡觀【春秋】』『上采【春秋】』，『刪拾【春秋】』，『捃摭【春秋】』的提法看，孔子『春秋』，必體大精深，內容繁富。　 【太史公自序】中也說孔子作『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可爲佐證。故從規模字數上看，孔子【春秋】亦當是『春秋傳』而非『經』。第四，司馬遷在【史記】中每提及【春秋】，除了極個別情況外，多指『傳』而非『經』。唯有兩處有異議，一是【孔子世家】記：『……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考【史記・晉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日：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可見『經』非孔子所修。而『春秋傳」的記載，也同樣隱諱了『實召天子』這個事實。　 『傳』記曰：『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於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普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儼然是天王巡狩的排場，絲毫沒有凌越『召王』之跡象。故太史公說孔子作【春秋】『諱』之。

　　　 【史記】(【趙世家】)還有一段記載同樣值得斟酌：『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查【春秋經】定公十三年記：『初，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二者文字有出入。顯然這裡並非引『經』原文，而只是講孔子記載了趙鞅以晉陽叛這件事，而『春秋傳』對此載之甚詳。故『書【春秋】』同樣可以看作是指『傳』。若孤立地看，此處固也可解釋爲指『經』。但顧炎武【日知錄】在『【春秋】闕疑之書』條指出：『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可坐而致，豈難考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既然『經』中連天文曆象之闕失都不敢補正，則人事之是非，自然更是『聖人不敢』了。難道夫子獨獨於上引二處破例去『書』去補了麼？這是難以解釋通的。

【史記】中的以上兩則材料，只能證明，孔子確實書過『春秋』。但此『春秋』非『經』而是『春秋傳』。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經】十一卷(自注公羊、穀梁二家)。』筆者認爲，這【春秋古經】很可能即司馬遷讀的『春秋古文』(『春秋傳』)，它與左氏、公、谷三家體、例各不相同，之所以有『十二篇』，因其依魯十二君而編次。『左傳』之文常有割裂之痕，如魯莊公十八年記：『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又記：『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敗於津。』筆者疑其在孔子『春秋古文』中，二段當連載於一篇中，『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敗於津，』如此方連貫。

司馬遷時，孔子寫的『春秋古文』尚存於世，司馬遷讀的是他的原本而非『左氏春秋』，故爲之大加褒揚，樹碑立傳。而到劉向、劉歆時，孔【春秋】大概已亡佚，唯『左氏春秋』尚存。孔子作【春秋】遂成疑案。但司馬遷是說得明明白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