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坛的女性创作(2)

抗战时期，

沦陷区文学不无价值

抗战爆发，原先不同创作意识不同风貌的各类作家同仇敌忾，纷纷将彩笔变作锋利的刀枪刺准日寇。新秀赵清阁由小说改为创作戏剧，《春风桃李》是她的剧本成名作。连温文尔雅的凌叔华也奉献了抗战小说《中国儿女》，小主人公逃出沦陷的北平参加了西郊游击队。可惜读者不大知道她有过这么重要的作品，再说，她写惯了高门巨族，描摹抗日风云不大得心应手，但是那种民族立场、积极态度，颇具普遍性。这期间的女性创作，无疑有力推动了抗日运动，无奈种种因素，艺术上乘的佳作寥寥。与此形成对照是沦陷区的另类创作，首先不得不说到张爱玲。《金锁记》尽管无助挽救国土沦丧，可是它的文学意义足够文学史留名。沦陷区创作不无价值的，还有南方的苏青，她的散文较之《结婚十年》更有个性更具特色。同在上海的杨绛，出人意料地连续编写了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在剧坛绽放出一束奇葩。北方有梅娘、雷妍。梅娘近年来已经为读者熟悉，雷吨两裆形唇入学界视野。她委实是不输梅娘的优秀作家，她的中篇小说《良田》是那时不可多得的力作。

民国文坛，

女性创作是独特的风景

回眺民国文坛女性作家，她们的女性意识可能不如今日女作家的强烈，除少数作家有所流露，仅流露而已，大多数羞谈女权主义。冰心发表作品署名不愿添“女士”二字；丁玲严词拒绝专向女作家的约稿，申言只卖文稿不卖女字。至于作品的文字水准，整体上不及今日才女的灵动、精致、富于张力。然而，民国女作家身处乱世，“位卑未敢忘忧国”，总想于社会有所补益。她们怀抱信仰，执着人生，注重情操。冰心由“五四”震上文坛；葛琴投身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并肩的两位女战友，人称火线“三剑客”；苏雪林倾尽囊中积蓄，捐献五十两黄金为国家购买抗日战机；施济美支持未婚夫逃出沦陷区，闻未婚夫殉难噩耗，仿未婚夫笔迹，长期冒写家书安慰他不知情的双亲。如此等等，令今日某些才女们汗颜。这般情怀当然影响到她们创作，她们大体奉行“文以载道”的准则，希冀文学改善社会，陶冶人性，促使国家强大、美好起来。诚然，江山代有人才，大可各领风骚，今天的文学不必非载道不为。可是身边欲海横流、道德滑坡，文坛弊端百出，作家丑态屡屡，此刻想起民国女性创作种种，禁不住向往那段曾经的文坛风景。（陈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