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墨學研究簡論 (3)

三　　 近代墨學研究方法

一定的學術研究總是受其方法限制的。考察近代墨學研究不應忽視隱藏在這些具體研究背後的方法，在近代墨學研究這個漫長的歷程中，學術方法是不斷變化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學術方法的變化正反映了中國傳統學術方法近代化的歷程。

中國傳統學術方法有哪些基本特徵呢？

第一， 以經學爲中心的注經。經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官方學術，傳統的學術活動以經學爲中心，學術研究只是對經書的註解、詮釋。無論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只是注經的具體方法不同而已。正因爲如此，學術活動成了經學的附庸，缺乏獨立的、客觀的研究，缺乏對科學真理探求的精神。

第二， 籠統性、隨意性。傳統的學術方法是綜合的，缺乏邏輯實證的分析。對一家或一派的學術思想往往僅以一兩句話勾勒出來，這固然一目了然，但是顯然缺乏分析，科學性不強。例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雖概括精當，但過於簡單。同時，由於沒有獨立的、科學的理論體系作指導，對具體問題的評價往往有很大的隨意性。

第三， 零散性，直觀性。傳統的學術方法不對問題作系統的、歷史的考察，而是把研究對象從客觀的歷史條件中抽象出來。當然，更不會作邏輯的分析。在評判時往往依據直觀的感受。

顯然，二十世紀以前的墨學研究便表現出這些特徵。無論是乾嘉時期的墨學研究還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墨學研究，其基本方法多是乾嘉漢學的方法，以【墨子】的校勘、訓詁爲中心。欒調甫先生把它概括爲八事：即考版本、正文字、明訓詁、離章句、辨真偽、定篇什、輯遺佚、辨異同，基本上概括了從畢沅到孫詒讓時期的墨學研究的內容和方法。

所謂考版本，即比較不同的版本，辨別其真偽。【墨子】長期塵霾，輾轉流布，各種版本之間互有出入，因此，考定版本非常重要。畢沅、孫詒讓等人爲此付出了很大精力。版本的考訂，爲其他各項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

辨真偽、定篇什、輯遺佚、辨異同，這四項研究基本上是考版本工作的繼續。

正文字、離章句。【墨子】長期缺乏研究，各種版本之間文字衍誤較多，章句混亂。正文字、離章句就是要選定較好的版本，參證其他版本，正文字的衍誤，理章句的混亂。

明訓詁。版本、文字的考訂只是提供了可讀的材料，要讀董古書，還必須進行字義上的疏證，即訓詁工作，『依文解字謂之訓，以今釋古謂之詁』[xx]。從畢沅到孫詒讓時期的墨學研究基本上以【爾雅】、【說文】等字書爲依據進行文字上的訓釋。

『清儒治【墨子】者，不過校注而已，初無事乎其學也』[xxi]。確實，孫詒讓及其前期的墨學研究者大多有良好的漢學素養，運用漢學家的方法校注【墨子】，爲以後的墨學研究者準備了可信、可讀的史料。但由於其方法上的限制，他們對墨墨家思想學說的闡發很少，大多只是寥寥幾句籠統的、直觀的評判，缺少系統的、歷史的、邏輯的分析。這項艱巨的任務留給後來的學者去完成。

1904年，梁啓超發表【子墨子學說】，嘗試用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方法來闡釋墨家的思想學說，在墨學研究方法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這篇文章中，他依據西方近代社會科學把墨子學說分爲宗教思想、實利主義、兼愛主義、政術、墨學之實行及其影響等幾個方面，試圖對墨家思想學說作完整的、系統的闡釋，但是，還不能說梁氏的文章已表明墨學研究方法近代化，這些文章尚沒有對墨家思想作歷史的、邏輯的考察，往往把西方近代思想同墨學作機械的比附。例如，他在談墨家政術時說：『墨子之政術，民約論派之政術也。泰西民約主義，起於霍布斯，盛於洛克，而大成於盧梭。墨子之說，則視霍布斯爲優，而精密不逮洛、盧二氏。』[xxii]這種機械地比附反映了梁啓超對近代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的理解和掌握都是有限的。

那麼，如何看待近代的學術方法呢？近代學術方法應該是歷史的方法與邏輯的方法相統一。所謂歷史的方法，就是要把握考察對象的基本歷史線索，看他在歷史上是怎樣發生的，根據是什麼；又是怎樣發展的，經歷了那些階段。胡適把這種歷史的方法又稱作『子孫的方法』，即『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看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是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孫，捉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xxiii]。胡適對歷史的方法作了生動形象的說明。但是，要想透過繁雜的現象把握研究對象的本質和規律，僅有歷史的方法還不夠，還必須清除掉外在的形式和偶然的東西，並進行具體分析，以便把握對象的本質的矛盾，對每個發展階段或環節都能從其典型形式上進行考察，而後綜合起來，把握其邏輯的聯繫和發展的規律。這就是邏輯的方法。

具體地說，從傳統學術方法向近代學術方法轉化就是以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方法爲參照系，把歷史主義和邏輯主義結合起來。在墨學研究方面，胡適把梁啓超所開創而未完成的墨學研究方法近代化劃了個完整的句號。

胡適在美國留過學，深受西方實用主義哲學方法的陶冶和洗鍊，同時又稟呈了良好的漢學方法，能夠自覺地把實用主義的哲學方法和漢學方法結合起來，形成自己的學術方法。而且，胡適的學術研究有一種傾向，就是注重方法論研究。他在【胡適文存。序例】中說：『我這幾年做的講學文章，範圍好象很雜亂，從【墨子・小取篇】到【紅樓夢】，目的很簡單，我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學問的思想方法。』

胡適把自己的學術方法貫穿於墨學研究中，【先秦名學史】和【中國古代哲學史】兩書中的墨學部分便是其結晶。蔡元培在爲後者所作的序言中把他的特點歸結爲四個方面：『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這也反映了胡適墨學研究方法、思想的傾向。

在胡適的墨學研究中，以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爲指導，以西方近代社會科學體系爲參照系，用歷史的眼光把先秦墨家分爲前期『宗教的墨學』和後期『科學的墨學』。此外，他的墨學研究貫穿著邏輯主義的方法，剔除了其中屬於外在的、形式的東西，來把握墨家思想演化的脈絡。顯然，正是胡適完成了墨學研究方法的近代化轉向。

近代墨學研究的歷程是墨學研究方法由傳統方法向近代方法轉變的歷程。如果說孫詒讓的墨學研究代表傳統墨學研究方法的終結，那麼，梁啓超則初步奠定了近代墨學研究方法，而胡適最終完成了這種方法的轉化。同時，近代墨學研究的歷程也反映了中國傳統學術方法向近代方法轉化的歷程。

還要指出的是，近代墨學研究受近代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從最初的由於援墨注儒的需要而校注【墨子】到二十世紀初墨學研究的繁榮都深深烙上時代的印痕。正因爲如此，近代墨學研究的歷程也反映著近代社會、文化轉化的軌跡。反過來，墨學研究也影響著近代社會、文化的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