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墨學研究簡論 (2)

二　 近代墨學研究基本特點

學術研究總是受到學者所在時代及其所運用方法的影響，表現出這樣或那樣的特點。要把握學術思想的脈絡，必須了解其基本特點。近代墨學研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在不同階段特點各不相同。

（一）乾嘉時期墨學研究的基本特點。

其一，乾嘉時期學術活動的中心內容是對儒學經典的校勘、訓詁。乾嘉學人秉承了漢代學者樸素嚴謹的治學風格，使得他們在典籍整理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但是，受內在方法的制約，他們研究成果缺少義理上的貫通，顯得支離、零碎而無系統與整體感。乾嘉時期的墨學研究亦是如此。無論是汪中、畢沅，還是王念孫、張惠言，他們的墨學研究都僅限於對【墨子】作校勘、訓詁，沒有對墨學進行任何有力的闡釋。

其二，乾嘉學者都有着牢固的儒家正統觀念。他們校注【墨子】只是出於校注經書的需要，不可能摒棄對墨學的偏見。因此，他們的墨學研究基本上沒有跳出援墨注儒的藩籬。即使是最大膽的汪中，也只是對墨子評價稍微高一點，不可能夷平孔、墨的地位。同時，觀念上的偏見也限制了其研究成果，在校注【墨子】時往往以經書來穿鑿附會，因而錯漏較多。

其三，由於缺乏科學知識和邏輯知識，加上【墨經】文字簡約古奧，乾嘉時期的墨學研究者對【墨經】的研究捉襟見肘。只有張惠言作出的成績稍大一些，然而主要研究也僅在校勘方面和『引說就經』，連訓詁都很少，更不用說貫通了。

（二）19世紀下半葉墨學研究的基本特點。

劉師培指出，十九世紀的諸子學『乃諸子之考據學，而非諸子之義理學』[xv]。這一評判同樣適宜這一階段的墨學研究。就此而論，這一時期的墨學研究是乾嘉墨學的繼續。不過，這一時期的校勘、訓詁方法上日趨完善，因而，校注成績也較乾嘉時期為高。此其一。

其二，受『西方科技源出於【墨經】』之說的驅動，人們已開始發掘【墨經】中所蘊含的科技知識，【墨經】研究也逐漸為人們重視。但由於諸多限制，尚未能夠重視【墨經】中蘊含豐富的邏輯思想。

其三，這一階段墨學研究最突出的特點表現為實用性研究。這主要是由於近代中國面臨着亡國滅種的危險這一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俞樾在為孫詒讓的【墨子間詁】作的【序】中就表明拉這一點：『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為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倘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客之為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

上述三點是從總體上把握這階段墨學研究的一般特徵。孫詒讓的【墨子間詁】是這一階段墨學研究最有代表的成果，我們也可通過考察【墨子間詁】的特點來從微觀上把握這階段的墨學研究特點。

黃紹箕在【墨子間詁・跋】中指出：該書『援聲類以訂誤讀，采文例以移錯簡，推篆籀隸楷之變遷，以刊正偽文，發故書雅記之韻味，以疏證軼事』。黃氏基本上概括了【墨子間詁】的特點，但流於籠統。【墨子間詁】基本上具有下述三個特點：

第一，吸收了孫氏【周禮】研究的成果。孫氏於1872年始貫通群經，著【周禮正義】一書。【墨子間詁】一書多處吸收【周禮】研究成果。例如，【兼愛中】：『今家主獨知愛其家，不愛人之家，雖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孫氏即援引【周禮・春官・敘官】予以疏證：『家主，卿大夫也。』又如【非樂上】『非直掊潦水折攘坦而為之也』，畢沅以意改『坦』為『垣』。孫氏則根據對【周禮】的研究，認為『折』即【周禮】『哲蔟氏』之『哲』，『坦』當讀為『壇』。通觀全書，類似上述例證不勝枚舉。

第二，吸收文字學、音韻學、金石學研究成果。【墨子】書多古言古字，非精通文字學、音韻學、金石學很難校勘。在孫氏之前的校勘錯漏較多，原因之一就是這方面知識不夠全面。孫氏在這方面積累了深厚的功底，因此，在【墨子】校註上能夠超越前人。例如，【兼愛】中：『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夏商，蠻夷丑貉。』有些治墨者誤讀為『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其主要原因就是不通音韻學。孫氏根據祝辭為有韻之文這個特點，以音韻定句讀，條理順暢。又如，【耕柱】：『鼎成四足而方』的『四足』，許多校勘家把其改為『三足』。孫氏則從文字學金石學的角度加以考證，指出：『此書多古字，舊本蓋作二三足，故偽為三。』凡此類例證，書中並不鮮見。

第三，【墨子間詁】並不拘泥於古文學家家法。孫氏是晚清著名的古文學家，在治學上最欽佩王念孫、王引之、錢大昕等古文學家，但孫氏生活在晚清古文經學衰頹之世，倡言改革者均以今文經學為思想武器。孫氏具有變革思想，不可能不受今文經學影響，在【墨子間詁】中也有所反映，例如【明鬼下】：『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寺人車馬衣裘以自利這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孫氏認為『率徑』當讀作『術徑』，並援引東漢今文經學典籍【白虎通義・五行篇】作例證。當然，孫氏僅用今文典籍校證文字，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今文經學衰頹的歷史必然。

（三）20世紀前三十年墨學研究的基本特點。

由於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這時期的墨學研究明顯不同於前兩個階段。從宏觀上看，表現如下特點：

第一， 從內容上看，校勘、訓詁與貫通相結合。前兩個階段墨學研究由於受傳統方法的限制，研究範圍局限於校勘和訓詁兩個方面。並且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終不能貫通全書，述墨學的大旨。』[xvi]而這一階段則不同，許多墨學研究者不僅在校勘與訓詁上下功夫。而且能夠用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貫通墨學的主旨。無論是梁啓超、章太炎，還是胡適、章士釗等人，他們不僅精於【墨子】的校勘訓詁，而且貫通墨家思想學說，梁、胡二人表現尤為突出。因此，可以說，這一階段的墨學研究已日趨完備。　　　　　　　　　　　　　

第二，就價值取向上看，由實用性研究趨向學理性研究。這階段前期墨學研究上承十九世紀末的研究，仍表現為實用性。梁啓超在【子墨子學說】中即明確地說：『今欲救亡，厥惟墨學。』表明他這時期的墨學研究仍具有明顯的實用性。『五四』以後的墨學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轉向實證，在目的上已不再是簡單地宣傳墨學，而是試圖以墨學為基點來汲納西學,以構建新文明系統，或者用墨學來融匯西方的科學精神。尤其是這時期【墨經】研究成為墨學研究的核心和焦點，更是表現出強烈的學理性的特色。

第二，　　　　　 廣泛運用比較研究。西方社會科學的輸入為比較研究創造了條件。這階段的墨學研究者大多運用比較的方法，把墨學與西方近代社會政治學說相比較。當然，有的比較研究略顯粗淺，但這種方法的運用卻有利於深化墨學研究。在比較研究中，最為突出的是中、西、印邏輯比較。梁啓超最早把墨家邏輯與印度因明相比較。章太炎則致力於把墨家邏輯與印度因明的比較研究。胡適在比較中、西、印邏輯的基礎上肯定墨家邏輯在世界邏輯史上佔據着重要地位。

把握宏觀上特點固然有利於了解這階段墨學研究總體概貌，但是，要具體了解，還必須作微觀分析。梁啓超、胡適是這階段墨學研究的主要代表，我們可以通過研究他們墨學研究的基本特點來管窺這階段墨學研究的一般特徵。

梁啓超是新階段墨學研究的開創者，從內容上看，他的墨學研究既有文字的訓釋，也有義理的闡釋。綜觀起來，有如下特點：

第一 ,運用『新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整理、研究墨家學說。這首先表現在他敢於打破封建史學的儒家正統觀念，把墨家放在與儒家並列的位置上來研究，把墨子、老子並稱為中國古代的『三聖』，對墨家學說也給予較多的褒揚與肯定。而在梁氏之前的研究者大多受儒學正統觀念的束縛，不能客觀平實地研究。其次，把墨學納入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之中，條分縷析，使墨學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第二 ,把『所研究之事物』與『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相結合。換言之，即主觀與客觀相結合，這仍是他『新史學』的特徵。他認為，『歷史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xvii]因此，他在墨學研究中，充分融入自己的思想，表現出『六經注我』的風範，使他的研究具有鮮活的個性特徵。

梁啓超在墨學研究中『筆端常帶感情』，借墨學闡發自己的思想 ，有時不免牽強，失之粗淺。然而，梁氏並非專門的學問家，而是集思想家與學者於一身，『為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xviii]。因此，他的墨學研究，尤其是前期的墨學研究表現出鮮明的實用性特徵。

不同於梁啓超，胡適是在『五四』時期開始研究墨學的，他的墨學研究更多地表現為學理性的特徵。具體說，特點如下：

第一，以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為指導，以近代西方哲學為參照系。實用主義哲學思想是胡適學術活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也是他墨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在具體研究中，他把實用主義哲學方法和傳統的漢學方法結合起來，這在墨子生平與書目的考證上做出了相當的成績。但以實用主義哲學方法來闡釋墨學時則又受到一定的限制，表現為明顯的二重性。一方面，他能夠擺脫傳統研究方法的局限，在一個較為開闊的視野上梳理墨學，從而超越前人，使他的墨學研究成為墨學研究方法近代化進程中一個決定性環節。但另一方面，指導思想上的局限又使他沒能真正揭示墨學和時代思潮的關係，哲學方法和政治主張之間的關係。

胡適墨學研究在指導思想上是實證主義，而參照系卻是近代西方哲學。他說：『我所用的比較參證的材料，便是西洋哲學。』[xix]正是有了這個參照系，才使他墨學研究作出了巨大成績。

第二，注重哲學方法的研究。胡適的整個學術研究有一種化約論傾向，就是不注重某家某派的具體思想內容，而是把一切思想都化約為方法。他在墨學研究中剔除了那些所謂『枝葉』的具體內容，而緊緊把握住墨家的哲學方法。在研究『宗教的墨學』時，他便以『應用主義』哲學方法為中心；在考察『科學的墨學』時，他着重研究知識論和邏輯學。胡適之所以如此重視哲學方法的研究，是力圖構建一個龐大的、符合近代學術發展的方法論體系，並進而構建新文化系統的深層意識DD哲學方法。

第一， 歷史主義的方法。胡適稱歷史主義的方法為『祖孫的方法』。實質上就是注意研究對象的歷史演進線索，注意前因後果聯繫。把歷史主義方法貫穿到墨學研究中，使胡適能夠把墨家分為前期、後期，並探求其中的聯繫，具有開創之功。同時，他把歷史主義方法和哲學方法結合起來，使得他完成了近代墨學研究方法論的轉換。

第二， 平等的眼光。梁啓超在墨學研究中把孔、老、墨並稱為『三聖』。而胡適則更進一步，夷平各家的關係，『還他一個本來的面目』。他既反對揚墨貶孔的現象，又反對揚孔貶墨的傾向。這種理性主義的研究態度為此後的研究者所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