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先秦重要學派之一。歷史上，墨家命運坎坷。先秦時代，百家爭鳴，墨學與儒學相頡頏，【韓非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i]【孟子】也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ii]當其時，『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iii]。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文化浪潮中，墨家興盛長達兩個世紀之久。惜至秦漢，墨學衰頹乃至中絕，至清代乾嘉時期近兩千年中，只有西晉魯勝作【墨辯注】，唐代樂台作【墨子注】，而且二書均已散佚。墨學的冷寂與作為封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的昌盛顯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近代以來，隨着封建專制制度漸趨衰微，文化上儒學一統的格局也逐漸解體。由於西學的劇烈撞擊，原先在儒學獨尊的文化氛圍日漸鬆弛，長期受到抑制的子學悄然興起，以其獨特的學術方式和精神魅力匯入近代中國文化的洪流之中。在這個古文化復興的浪潮之中，墨學以其特有的魅力脫穎而出，由潛而顯，由微而著，在近代文化大潮中占據着顯赫地位。 就墨學復興的內容來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學理性的研究，表現為校注【墨子】、闡揚墨家思想學說的著作不斷湧現，而且評價也比較公允；其二是精神實踐，表現為對墨家精神的弘揚。就二者的關係來說，兩個方面並非截然分明，而是互為條件，互相包容的。 一 近代墨學研究概況 近代墨學研究的先驅可遠溯到清初的思想家傅山。傅山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提倡『經子不分』，有否定儒家正統觀念的思想傾向。他開始系統地研究和評註諸子百家，於墨學方面著有【墨子・大取篇釋義】，為清代最早校注【墨子】方面的文章。傅山的校注雖然只是【墨子】中的一篇，卻開創了近代墨學研究之先河。近代墨學研究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歷史時期，考察其歷史進程，基本上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 （一）乾嘉時期的墨學研究。在歷史研究階段劃分上，一般都未把乾嘉時期劃歸近代，但就學術史自身的發展，尤其是就近代墨學研究的發展進程來說，乾嘉時期的墨學和其後的墨學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它直接奠定了其後墨學研究的基礎。 乾嘉時期的學者由於不滿宋明儒學的空疏和文化上的專制主義，在學術上主張復漢、唐之古，『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學、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佚等等』[iv]。乾嘉時期的學者在校勘儒經時，發現子書，尤其是【墨子】一書多載【詩】、【書】之言，有利於校勘儒經。於是他們找出塵封千古的【墨子】，對其也加以校注。汪中（1754－1794）是這階段第一個校注【墨子】的人，著有【墨子表微】，可惜沒有流傳下來，我們很難判斷他的校注成績。但汪中的【墨子序】和【墨子後序】卻傳了下來。他在序文中指出：『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然欲平情核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為謀而已矣。』[v]汪中雖然未能夷平孔、墨的地位之別，但評價已是相當大膽。在此之前，欣賞墨學者至多只是像韓愈那樣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vi]。難怪翁方綱稱汪中為『墨者汪中』，叫喊要革他的『生員』名位。 乾嘉時期，研治墨學者還有盧文、孫星衍、畢沅、翁方綱、張惠言、王念孫、王引之等人，他們的研究範圍基本局限於【墨子】校注。其中畢沅（1730－1797）的成就最大，他集中盧文、孫星衍、翁方綱的校注成果，成書【墨子注】十六卷。梁啓超稱『畢注前無所承，其功蓋等於茂堂之注【說文】』[vii]。不過，畢沅的【墨子注】漏略之處較多，有時不免武斷或穿鑿附會。此外，王念孫（1744－1832）【讀書雜誌】對【墨子】一書中的文字之義、抄寫之誤也作不少考訂，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張惠言（1761－1802）著【墨子經說解】，他是清代第一個專門註解【墨經】的人。他用『引說就經』之例，將【墨經】四篇逐條拆開，互相比附，使【墨經】基本可讀。 （二）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墨學研究。這一時期的研究者直接繼承了乾嘉時期的墨學研究成果，校注日趨精密完善，出現了一批有較高質量的著作（見表一） 表一
就這一時期的墨學研究內容來說，基本上是乾嘉時期墨學研究的繼續，即集中於【墨子】的校注。在校注中吸取了乾嘉時期的成果，方法上更加完善。其中蘇時學、戴望、俞樾等人的校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尤其是蘇時學的【墨子刊誤】，在刊正錯簡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 當然，墨學研究成就最為卓著的成果是孫詒讓的【墨子間詁】。孫詒讓（1848－1908）幼承家學，又受戴望、唐仁壽等人的影響，奠定了深厚的樸學功底。他以畢沅的【墨子注】為底本，以明代刊刻的【道藏】本、吳寬寫本、顧千里校【道藏】本及日本寶曆間仿刻的明代茅坤本相校，同時汲取了王念孫、王引之、蘇時學、洪頤煊、戴望、俞樾等人的校注成果，『覃思十年，集諸家說，斷以己所心得』[viii]，『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ix]。在校註上遠遠超過此前各本，對後來了墨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孫詒讓還考訂【墨子】的篇目，並考證墨子生平里籍，其成果基本可信。值得一提的是，孫氏也開始觸及墨學評價問題，他指出：『縱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x]較汪中來說，孫氏的評價更平實、客觀。【墨子間詁】書末還附有附錄一卷、後語二卷，『考訂流別，精密閎括，尤為向來讀子書者所未有。自彼此書出，然後【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復活，全由此書導之』[xi]。當然，孫氏的【墨子間詁】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對【墨經】的校釋，遺漏和錯誤仍然。。不少。這些訂正的任務則由此後的校注者完成。 （三）二十世紀前三十年的墨學研究。1904年，梁啓超發表【子墨子學說】和【墨子之論理學】兩篇文章，嘗試用西方近代社會科學方法來闡釋墨學，把墨學研究推向新階段。其後，研究墨學的專著、論文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涉及的範圍也很廣泛，不僅有許多校注【墨子】的專著（見表二），而且還湧現了不少闡釋墨學的論著及論文（見表三）。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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