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要把握『中庸』,一則要學;二則要行;學則能知,行則能成。但知和行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中庸】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在這裡特別強調學與行的重要,無論何種人,無論何種情況,只要堅持學習,就能『知』。無論何種人,也無論何種情況,只要堅持實踐,就能成功。朱熹作注說:『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闡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朱熹認爲,人的天賦不同,所以學、行的難易有別。呂氏的論述更爲深刻:如果人們只希望自己能生而知之不肯力學,希望能安而行之不能困勉,則中庸永遠只能是理論意義上的中庸,而不能爲人所用,所以說『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中庸的實踐,無論對己對人,無論家庭社會,其原則精神都是一致的。【中庸】說:『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天下之達道五,是外向的,對家庭社會而言的;天下之達德三,是內向的,對自己而言的。無論內向外向,對人對己,原則是一樣的,『所以行之者一也。』 不僅普遍人如此,一國之君,天下之主,也不例外。【中庸】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凡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其四、無過不及的思想方法。『中庸』是客觀存在的規律,人的思想必須遵循這一規律,而不能須臾偏離。【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中庸,他的思想無時不在中庸規範之內。小人反中庸,其思想沒有任何約束,以至肆無忌憚。肆無忌憚,指的是離開客觀規律的胡思亂想。 如上文所述,中庸是極難掌握的,除自身的修養、認識外,還有個方法問題。【中庸】借孔子之口說:『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爲什麼很久以來沒有人能夠做到呢?【中庸】引孔子的話接著說:『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這是孔子有名的過猶不及論。過與不及,都是非中庸的表現。過者過頭,超過了應有的度;不及者不足,未達到應有的度。過與不及的兩種傾向有兩種人最容易犯。就實踐而言,聰明人容易過頭,而愚蠢者往往不足。就理解而言,好人容易過頭,不肖者容易不足。何以會如此?【中庸】的作者沒有展開論述。其實都有個思想方法問題。善於思考的知者、賢者,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容易參雜自己的主觀成分。所謂的愚者、不肖者(這裡的不肖者實際上還是指愚者)表面看來好像是思考能力不及,實則同樣是參雜了自己的主觀成分,只是愚者、不肖者通常受知者、賢者的影響乃至愚弄罷了。 中庸既有思想修養問題,也有思想方法問題。什麼樣的方法才是正確的呢?【中庸】的作者概括了五個方面:『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這五個方面簡單說來就是敏、寬、剛、莊、密。敏是觀察事物的敏銳;寬就是寬容,不狹隘,不拘於一隅;剛便是剛毅,不軟弱;莊即端莊嚴肅;密就是細密詳察。不敏不能臨事,不寬沒有度量,不剛沒有原則,不莊無人敬畏,不密無從區別。五者俱備,深藏廣蓄,一旦運用,無不中的。【中庸】描述它的功用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中庸講究的是不偏不倚,故其思想方法也應該是不偏不倚的,既不能過,也不能不及。就一般而言,在上位的人往往易過,而在下位的又往往不及,因爲位置的上下是相對而言的,官員中都有自己的下屬,就是最低級的官還有他治下的百姓,所以官員這個群體總的傾向是容易過頭,而組織體系愈強的愈易過頭。故【中庸】特別強調『君子』的思想方法要防止過頭。【中庸】引【詩】立論說:『衣錦尚玻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艙咭攣蘩鏌玻也就是單衣。爲什麼繡有花紋的錦衣外面還要加上單衣呢?就是嫌花紋太露了。以此知君子之道貴在內蘊,而不在外表。內蘊既深,外表雖然暗淡,日久而愈加顯露它的光芒;內蘊膚淺,雖然外表引人注目,但很快就會在人們的印象中消失。淡而不厭,簡而有文,溫而成理,這才是行中庸的正確方法。 不僅如此,【中庸】的作者認爲思想方法還與儀表、言辭、儀容有關。作者引【詩】和孔子的話立論說:『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靠厲聲厲色來教化百姓,等而下之,因爲它離中庸太遠。 從上述的介紹中我們知道,『中庸』決不是人們習慣所說的折衷主義,不是與放棄原則劃等號的『中庸之道』,更不是於兩者間取其平均值的簡單算式,而是一種非常老到的思想修養和極其嚴格的效果要求。追求的是人與事的『中和』境界。惟其尚『中』,所以能『和』,惟其樂『和』,所以要『中』。做人要中,處世要中,思慮要中,審事要中,一切惟是求,惟中是律。這種價值取向的中庸說來源於何處呢?我們說來源於【易】理。試看【周易】各卦,陽爻的三、五,陰爻的二、四,一般都是吉利的,至少是無害的(當然也有例外)。如【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坤】卦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四:『括囊,無咎無譽。』【屯】卦六二:『屯如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是。』六四:『乘馬斑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卦位貴中,因二、三、四、五處六爻之中,而二、四屬陰,三、五屬陽,所以各爻以九三、九五、六二、六四爲貴。因爲【周易】早於儒家各經典,所以我們有理由說儒家倫理的中庸說來源於卦爻的中位說。 由於卦爻最早體現了上述的貴中思想,因而後世解卦紛紛發展了中位之說。【乾鑿度】借孔子之口說:『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一卦中只以第三、第四爻爲正,理由是三下有一.二,四上有五、六,兩爻正好居六爻之中。【易傳・繫辭】則和我們上面列舉的現象一致,陰爻以二、四爲中,陽爻以三、五爲中。【繫辭下】說:『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雖然異位,卻是同功,都屬中位。晉人王弼根據【繫辭】『二多譽,四多懼』的思想另立新說,貴二、五而不尚三、四。以何者爲中的說法雖然不一致,但貴中的思想則是一致的,而且排除處於兩端的一、六,也是一致的。爲什麼要排除,就是因爲它們處於兩端,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質。【繫辭下】說:『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所謂本末,也就是兩端,即開頭和結尾。兩端爲什麼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質呢?韓康伯注【易傳】解釋說:『夫事始於微而後至於著。初者數之始,擬議其端,故難知也。上者卦之終,事皆成著,故易知也。』【正義】就韓注進一步發揮說:『初難知者,謂卦之初始,起於微細,始擬議其端緒。事未顯著,故難知也。其上易知者,其上謂卦之上爻,事已終極,成敗已見,故易知也。』卦爻是用來占卜的,初爻太隱,上爻太露。太隱看不出苗頭,太露又藏不住凶吉,所以占卜不取。就事理而言,太隱太露,是兩個極端,隱則不及,露則過頭,所以不取。 來源:國學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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