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控制發展中國家人口計劃曝光】（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6/17/content_936306.htm）和【洛克菲勒基金影響中國人口政策】（http://www.blogchina.com/201103141104737.html）已經介紹了洛克菲勒基金、基辛格、聯合國人口基金控制中國人口的計劃。 1979年以來，聯合國人口基金共資助中國2.395億美元。 聯合國人口基金資助中國的項目： 第一周期 ( 1980一1984）援助金額爲5000萬美元，主要支持綜合性項目，合作領域包括：人口普查和人口數據的收集與分析、計劃生育宣傳教育、計劃生育科學研究、計劃生育幹部培訓、人口與人口政策研究和人口信息網的建立。 第二周期（1985一1989）援助金額爲5000萬美元。 第三周期（1990一1994）援助金額爲5700萬美元。 第四周期（1998一2002）援助金額爲2000萬美元。 第五周期（2003一2005）援助金額爲1350萬美元。 第六周期（2006一2010）援助金額爲2700萬美元。 第七周期（2011一2015）援助金額爲2200萬美元。 其中第一期贊助計劃效果最好，幫中國建立了整個計劃生育體系、人口學體系（現在活躍的人口學家基本都是1980年代初聯合國人口基金P01、P02計劃培養的）、人口數據體系。 此外，還有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比爾蓋茨基金也給予中國計劃生育巨額贊助。 中國人相信人性本善。而西方認爲人性本惡，即便政府也需要民眾的監督。中國1950年-1980年平均外匯儲備才1.47億美元，但聯合國人口基金1979年就資助中國5000萬美元用來推行計劃生育、建立人口學。從中國人哲學理念看，這種捐助是善意的，是天上掉下的大餡餅，是有助於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但既然西方的哲學理念認爲人性是惡的，尤其是1970年代還處於冷戰時期，那麼他們爲什麼如此大方地給中國天文數字般的資助？『善』的面具下到底掩蓋著什麼樣的『惡』的目的？ 其實西方國家的一些學者在1990年代中期以來有很多研究，認爲中國計劃生育是受洛克菲勒基金和聯合國人基金的影響，是國際勢力控制中國崛起的計劃，還出了很多專著。我相信中國的一些人口學家也是知道一些內幕的， 但他們卻並沒有將這些信息讓國人知道。 洛克菲勒家族成員如David Rockefeller已經公開誇耀他們控制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計劃。基辛格也公開承認中國計劃生育導致中國無法真正崛起、無力與美國競爭。 美國人口理事會（Population Council，洛克菲勒三世於1952年創辦）的保羅.德曼（Paul Demeny， 1932-）教授2003年在【PopulationPolicy: A ConciseSummary】（2003 No. 173。 http://www.scribd.com/doc/50610233/population-policy ）中也公開承認：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as they were commonly conceived had a strong resemblance to health programs. But given the special priority accorded to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in foreign assistance, typically they were organized as a separate 『vertical』 program, or kept administratively distinct within the broad health program. The justification for such treatment was that while clients of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are recruited because the program satisfies their individual needs, the program also serves a national developmental need by helping to reduce aggregate population growth and hence deserves priority. Once a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is organizes, its managers and professionals form a natural advocacy group strongly interested in the program’s sustenance. Invok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 lowered fertility, as distinct from simply serving the needs of the program’s clients, has long served as a key supporting argument in that endeavour. Overtime, this developmental prop has eroded. This was in part a result of criticisms of the intrinsic scientific merit of the argument but most of all are flection of the extensive decline of fertility that has occurred, a decline often at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family programs themselves. Accordingly, the development rationale of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was gradually dropped and was replaced by the argument that the programs satisfy important health needs and help people exercise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譯文：計劃生育項目與醫療健康項目有一些類似。但是由於得到國外特別優先資助，計劃生育項目通常被進行『垂直管理』，或者在其他醫療健康項目內保持獨立。這種特殊管理方式的設立，是因爲計劃生育項目既能滿足個體對控制生育的需求，又可以通過減少總人口增長而有助於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是值得這種優先考慮的。一旦計劃生育組織成立，其管理人員（比如中國計生委）和專業人員（比如中國人口學家）會自發性地形成利益集團，他們會一直主動地繼續控制人口計劃。與簡單地滿足民眾對控制生育的需求不同，這種項目還能喚起公眾對降低生育率的共同興趣，這是長期以來這類項目得到重點支持的重要理由。 隨著時間推移，計劃生育的所謂『持續發展』的理由會漸趨式微。這部分是源於大眾對計劃生育的內在科學性的批判，更主要的是人們對計劃生育導致的生育率的全面持續降低的自然反應。自然而然地，計劃生育的『持續發展』的理由漸漸消失，而人口政策將由滿足了人們重要的保健需求和幫助人們行使基本人權的理由所代替。 可見，保羅.德曼非常清楚地知道，計劃生育官僚機構一旦設立，那麼它將自成一體，它們將設法爲自己的生存發展而努力 -- 他們將不斷宣傳計劃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爲了自己這一官僚機構的存在，不擇手段。根本不管國家民族會因計劃生育而導致衰落甚至崩潰 -- 那都不是他們考慮的：他們考慮到只是自己的存在，自己的飯碗。惡狼放出來之後，會自己找食吃。保羅.德曼也知道所謂的『計劃生育有利於持續發展』只是一個幌子，遲早會被揭穿的，但已經形成的利益集團還是會找出其他替代理由，由簡單的控制人口轉變爲計劃生育服務，目前中國人口學就是準備朝著這條道路走。 保羅.德曼知道中國人口學家和計生委會沿著他當年設計的線路圖走，因此他即便公開承認當年的意圖也無妨。基辛格也意料到即便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曾經推動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知道中國由於計劃生育而無法崛起，但中國政府是不會承認的，仍會將他視爲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政要們仍會爭先恐後地請他爲新書作序，中國人口政策還會有幾個前滾翻之後才會停住（那個時候育齡婦女數量很少了，生育率已經在懸崖下了，停止計劃生育之後也意義不大了）。
中國人口學家們的心態變化，中國人口政策的走向，保羅.德曼在幾十年前就準確預測了。保羅.德曼和基辛格等人是中國人口學的導師，是如來佛，中國人口學家和人口政策都跳不出他們的掌心。 Concerns with the harmful effects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manifest in academic studies and eventually also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ublic opinion and in official policy formulations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i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were not only humanitarian. 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impoverishment in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were deemed as having potentially ominous consequences in the context of Cold War rivalries. Quite apart from the latter consideration; sharpening income inequalities among countries were seen as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instability. And, in the long term, the growing imbalance between population sizes in the low-growth regions as compared to regions experiencing rapid demographic growth had unwelcom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Page 34) 譯文：人口快速增長的負面影響最先由學術界進行研究，然後形成大眾輿論，最後通過國際、國家層面的研究經濟發展的機構形成控制人口的官方政策。其實控制人口不只是人道意義上的理由，而是有深層次的原因。在冷戰環境中的敵對狀況下，經濟動盪和落後國家的貧困都被視爲潛在威脅。此外，國家之間的收入高度不平等也被視作國際動盪的根源。再者，從長遠角度看，低生育區和高生育區之間人口規摸失衡不斷加劇將有讓人難以接受的國際地域政治後果。 可見，發達國家要控制發展中國家人口，主要是出於『難以接受』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速超過發展中國家所帶來的嚴重的『國際地域政治後果』。因此發達國家一方面鼓勵本國生育，一方面利用各種途徑，設法讓那些高生育國家來減少生育，以保證這個人口規模失衡不至於過大，從而保證於自己有利的國際地域政治地位。爲了保證在控制發展中國家人口的這個過程中保持平穩，就必須消除經濟上的貧困和動盪，比如1970年代美國都讓其盟友巴西、台灣、韓國獲得經濟快速發展，當然生育率也快速下降。效果雖然很殘酷，但手段卻比較溫柔（美其名曰：家庭計劃）。1979年西方國家也是一方面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免得經濟出現動盪），一方面又積極推動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保羅.德曼於1973-1988年擔任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會（Population Council）的副會長，在1973年的人口學會議上，他作了一個口頭髮言，沒有在會議文集裡留下書面紀錄（他當時到底說了些什麼呢？），他對基辛格1974年的報告【NSSM-200】起了重要作用。 保羅.德曼還是夏威夷東西方中心人口所的創辦人。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對中國人口學的創建起了關鍵作用。其中段紀憲（Chi-Hsian Tuan）應該起著橋梁作用。 根據網上的資料（包括他的室友康有德教授提供給台大校史館的相片和文字資料）整理的段紀憲的履歷（不知是否準確）： 段紀憲是貴州人（待考證），抗戰勝利後，由於當時的政府實行大陸與台灣交換學生的計劃，段紀憲就讀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比李登輝晚一年的同系師弟），他們的宿舍是青年軍宿舍，原爲日據時期的大學寮，光復後由來台退役入學的台大同學占爲學生宿舍（那麼段紀憲可能是退役的國民黨軍人，待核實）。 他本來應該是1950年畢業的。但因爲抗拒讓出宿舍給大陸撤退來台的教育部人員，被傅斯年校長開除。台大民國38年（1949年）10月1日卅八酉東校訓第八一八一號布告說『學生段紀憲在校屢次滋事，應即開除學籍』。當時段紀憲室友、後爲台灣大學園藝系主任的康有德，在【從帝大到台大】一書的口述回憶：『...當然，傅校長是山東人，性子直有時做事不太考慮。農經系有一個同學段紀憲，跟我一樣住在現在公館捷運站對面的學生宿舍里。那時教育部里有很多由大陸出來的人員沒地方住，要求學生騰出宿舍來讓給他們。段紀憲等人不願意搬出來，就跟兩、三位同學去見傅校長。傅校長不願意學生在政府風雨飄搖之際還鬧學潮，不容分辯地將這位只差半個學期就將畢業的學生開除了...』
段紀憲在台灣大學 1950年 但是，知道段紀憲同學的農經系教授萬分不舍這位『品學兼優』的同學，在段紀憲被開除後，轉介其至農復會人口研究單位，後又再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口所（世界最早的人口所，屬於外交學院，與洛克菲勒基金關係密切，是以減少發展中國家人口爲目的的）深造研究，應該算是第一位科班出身的華人人口學家。段紀憲在1951年就在台灣出版了一本人口學的書【台灣之人口】。 1950年代初期年洛克菲勒基金社會學部副主任Rogers F Evans推薦普林斯頓大學人口學者George W Barclay博士到台灣進行人口研究。段紀憲是Barclay在台灣的合作夥伴。下面有段紀憲的資料：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3595/6/53003106.pdf George W Barclay對段紀憲評價很高。1953年的時候說段還要回普林斯頓。但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到普林斯大學人口所讀書的？ 1957年，段紀憲前往英國，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一段時間，當年便回到新中國。回國後，他被分配在農業科學院工作。但沒過多久，大躍進便開始了，段紀憲被分配到北京師範學院當英語教員。幾年後，又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段被扣上"台灣特務"、"美國特務"、"英國特務"等罪名，被關進牛棚，後又下放到團河農場勞動。中國加入聯合國之後，段於1973年在官方批准下再度離開了中國（不知是否是他們普林斯頓大學老師的幫助）。在香港居留幾年之後，又在他的普林斯頓大學的老師推薦下到了夏威夷，在美國東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作研究員，一直工作到退休。 中國在1979年第二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上成立了中國人口學會籌備組（1981年2月中國人口學會才正式成立）。根據1980年【人口研究 】 的資料： 中國人口學會籌備組應美國東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的邀請,派出劉錚、張樂群、田雪原、袁方、蔣琦等五同志，於5月19—23日去美國夏威夷出席了該所舉辦的『中國人口分析會議』，劉錚同志在會上宣讀了【中國一個農業縣的計劃生育工作初步分析】論文。會後觀摩了該所的工作，並訪問了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回國路過東京時,應邀訪問了日本大學人口研究所、聯合國亞太統計研究所、日本總理府統計局，受到了熱情友好的接待。 中國人口學會籌備組選擇到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可能（待考）是段紀憲起到橋梁作用（懂中英文，又是普林斯大學培養出來的科班人口學家）。段紀憲憑著人口所所長趙利濟（韓國籍）對他的倚重和信任，也靠著他的努力，他先後把眾多中國學者和學生安排到東西方中心進行交流或留學（如田雪原、馬贏通、閻志強、楊宜勇等），其中不乏後來擔任了國家重要職務的人士。他與宋健（當時是國家科委主任）和航天部系統所的於景元所長合寫的一部有關中國人口問題的英文專著【Population Control in China: Theory and Applications】於1985年出版（書稿完成時間比出版時間要早很久，尤其是宋健、於景元的文章還需要段紀憲翻譯成專業英文），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的關注。於景元在1986年還獲得東西方中心的一項大獎。可見美國東西方中心在創辦中國人口學、培養中國人口學家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段紀憲是在1979年之後與宋健聯繫上的，還是在此之前，目前還不清楚。1978年宋健到歐洲開會，有人給他提交的控制人口的資料，是不是段紀憲（華人中唯一人口學家）整理的？1980年宋健受中央委託爲獨生子女政策進行人口學預測的時候，是否請教過段紀憲（當時他是華人中唯一科班出身的人口學權威，劉錚等人根本還算不上什麼），或者段紀憲幫宋健提供過方法學資料，也不清楚。 段紀憲早就想回大陸生活，但他老婆還沒有退休（他太太應該比他要年輕很多），2008年左右兩人回中國定居了。
段紀憲（右一）在台灣大學 1990 http://www.flickr.com/photos/ntuhistorygallery/5579041704/in/photostream/ 段紀憲雖然是普林斯頓大學人口所培養出來的第一位華人人口學家，也長期在保羅.德曼所創辦的美國東西方中心工作，但他是否知道洛克菲勒基金和保羅.德曼控制中國人口的真實意圖，很難說。顧寶昌教授認爲人口學屬於學術討論，我相信他這個層面（以及後面到美國東西方中心、美國人口理事會、聯合國人口基金受訓的那些中國學者）應該確實如此。但段紀憲這個層面就難說了。也許段紀憲也是被別人當成了棋子而本人還蒙在鼓裡，還真以爲減少中國人口是對中國有利。 1970年左右國際控制人口的思潮是如何影響中國學界和政界的，值得專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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