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劫難 下放寧夏，苦難中的寧靜
抗戰結束，從重慶回到上海以後，我進入銀行工作，銀行就派我去美國。從美國回來以後，新中國已經解放，我本來是學經濟學的，這時候改行去研究語言文字學。我不認為改行很困難，比如語音學的知識，我在學經濟的時候就已經去旁聽過的課，這些知識都有。『通識教育』在國外是共識，所以外國人改行都很容易，中國學生要改一個專業卻幾乎不可能，這樣下去是要吃虧的。解放以後我們變成向蘇聯學習，更糟糕，大學都變成專業學校了。這造成很多麻煩，比如清華大學本來有名氣是因為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新中國成立後清華變成一個理工科的院校，直到改革開放，才又改回來。 1949年以後，沈從文的情況也有意思，他對於國際政治不了解，對於中國的政治問題也不了解。所以共產黨來了他就害怕，為什麼害怕呢？郭沫若公開罵他。沈從文一度精神很不好，後來上面把他派到故宮裏做解釋員，就是拿一根棍子跟人家講故宮裏的東西，這是當時故宮最低級的工作，但是他很高興。他不是假高興，是真高興。他說他本來要研究古物，可是接觸古物很困難，現在到故宮裏來，就很方便，利用這個條件能寫出書來。他能把不利條件變成有利條件。 後來的『反右』，誰都想不到。1956年開了一次大會，認為我們建設新中國最重要的就是知識。許多人回國不知道情況，美得不得了，講話都是講民主的，結果就不對了，『反右』開始，他們都被打倒了。我很僥倖，離開上海來到北京，改行搞語言文字。上海是經濟最發達的地方，經濟學家在上海是『反右』的重點。我有個好朋友沈志遠，是上海經濟研究所所長，他從莫斯科大學回來，後來自殺了，我都不知道，因為那時候不能通信。我逃過了『反右』的這一劫，他們不跟我翻舊賬了。所以有人說我是命大，運氣的確好。不是我有遠見，是碰巧。我要是留在上海搞經濟，肯定要坐牢的。 到了『文革』時期，就不能讀書了，我的家也再次遷徙。我被下放到寧夏的『五七幹校』，現在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做『五七幹校』――這也是學習蘇聯的做法，認為我們這些舊的知識分子都沒有用了，就給你下放下去，不許回來了。 我到寧夏去，規定說可以帶字典，其他書不可以帶。我帶了一本【新華字典】，後來根據字典寫了一本小書還發表了，這是字典的用處。另外我還帶了【毛主席語錄】，因為語錄有二十幾種外文版，我全都買來，裝了滿滿一大包。人家一看我帶的是【毛主席語錄】，也不好說什麼，我就用這些外文版的語錄來做比較文字學研究。除此之外，連唐詩都不讓帶，那個年代知識越多越反動，看書變成壞事情。我在寧夏呆了兩年四個月，林彪死了，我們又都被送回北京。 寧夏那個地方，有一百萬到三百萬政治犯，修了很多碉堡，一個碉堡五千人，勞改犯呆的地方。我們去的那裏，有24個碉堡，叫做一個站。條件最好的兩個站讓我們去，是周總理特別關照，說我們這些人是國務院派去的，這兩個站要有電燈，還要打一口井。所以我們可以洗澡，還有電燈，別的站都沒有，這是優待我們。 許多人去了很不高興，我是既來之則安之，住得很好。我本來容易失眠，到了寧夏，體力勞動多了，用腦少了，我就不失眠了，這不是很好嗎？ 我不覺得難過，我說寧夏這個地方，假如不是搞大運動，我不會來看的。現在看到了，中國還有那麼落後的地方。落後到什麼程度？我們種的洋白菜，吃不完，送給老鄉。老鄉問：『這是什麼東西，能吃嗎？』他們沒有知識，也沒見過洋白菜。 暮年生活 『蝸居』一屋，縱論天下 我的家繞着世界跑了一圈，又繞着中國跑了一圈，最後落定在北京的這間小屋子裏。我一直在自己的專業裏面做事，直到85歲才離開辦公室。這樣的問題就是，在一個領域越鑽越深，鑽到井底裏面去，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啦。所以到85歲我離開辦公室回到家裏，就不搞專業研究了，隨便看書，隨便寫點雜文，沒有計劃。 我最近還開了微博，因為這是新技術。前陣子伊朗搞選舉，鬧得很厲害，就因為他們用手機發微博，把消息都傳到外面去了，搞得伊朗政府很被動。將來技術越來越進步，在全球化時代，國家變成真正透明的，要保密就很困難了。所有的國家都應當透明，這樣整個人類就會更幸福。 我也關注新聞，比如好多人學歷造假，我很奇怪，我在許多大學教過書，沒有一個大學來查我的學歷。我有中國的文憑和外國的文憑，全都沒有用處。現在人們為什麼造假？因為不講你有多少學問了，就講你有什麼文憑，這是根本的錯誤。出來一個方舟子打假，結果他讓人給打了。方舟子這個人我覺得了不起，他就是受了美國人的影響，在美國讀書，我可以批評你，你也可以批評我，到了中國來誰都不可以批評。我們現在學術沒有自由，造假的就橫行。我認為今天的自由已經比從前多得多，將來還會有更多的自由。 還有『神醫』張悟本、道長李一，這些人出來行騙，他們代表的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是壞的道德，卻沒有法律來限制。醫學是一門科學，以前蘇聯人講科學有階級性，無產階級的科學是真的，資產階級的科學是假的，結果他自己都是假的。我寫過一篇文章講科學的『一元性』，世界上只有一種科學，在外國這是用不着講的道理，在中國卻很混亂。 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人家問我：你看中國有沒有希望？我說中國當然有希望啦，因為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比如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辛亥革命是中國的大事情，人家說辛亥革命之後來了一堆軍閥，搞得一塌糊塗。可是，辛亥革命把『家天下』的思想改變，變成了『民國』，雖然是個名義上的改變，也是巨大的歷史進步。辛亥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廢除專制。我相信中國的發展前景，將來會更好。 （周有光歷史資料圖片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提供） 編輯：藍雅萍 |
掃一掃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