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對話史』叢談之二：文明對話史的五個階段

泉州開元寺雙塔

為了更清晰地把握人類文明對話史的發展脈絡，有必要對其進行必要的分期。我們打算按照某一時期對話史上佔主導性的對話形態或對話方式來劃分文明對話史上的不同發展階段。根據這種認識，文明對話史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為我們展開這樣五個階段：朦朧期、原創期、互滲期、資本期和開放期。

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文明史大約有五千年，其中前兩千多年為文明對話的朦朧期。由於『文獻不足征』，對這一時期對話史的考察，多半是通過神話傳說和考古發現來研究。人神對話是這一時期對話文明的主要特徵。一首無名的令人絕望的蘇美爾詩歌表達了人神對話的欲求：『我呼喚我的神，但是他沒有出現。我對我的神祈禱，但是她沒有抬起頭。』四大古老文明為朦朧期的文明對話留下一些痕跡。公元前1500年，印歐語系的雅利安人，在伊朗高原游牧時，曾零星接受過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聽說過美索不達米亞關於洪水的古老神話。雅利安人進入北印度後，與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發生對話。在哈拉巴文化的影響下，雅利安人建立了以種姓制度為基礎的國家。公元前2500年至前1200年間，希臘的愛琴文化與地中海對岸的埃及文化相互對話，克裏特島上發現的石瓶、象形文字、陶輪、泄水管都是埃及傳入的，也是文明對話的產物。公元前1900年至1700年間，起源於兩河流域的希伯來人進入迦南（今巴勒斯坦）。地處亞非兩大陸交界處的迦南，是埃及和兩河流域兩大古老文明對話的橋樑，也是西亞、北非文化與小亞細亞、希臘文化對話的橋樑。這片被地中海和沙漠包圍的土地，既是文明對話地，也是世界幾大宗教的發源地。

中華文化古史傳說中共工與顓頊爭帝的戰爭，可能是早期文明對話的一種模糊記憶。夏禹時代，炎黃、東夷、苗蠻等部族之間的交往和對話已經非常頻繁。多元發生的中國早期文化中貫穿着文明對話。有一些對話的本來面貌今天已經很難確指了，三星堆文化留下的許多千古之謎中無疑包含有文明對話之謎。鑄造精美、形態各異的眾多青銅造像，造型誇張，寫真細膩。他們究竟是何方人氏？來自何種文明？不得而知。人們一致認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與外來文化彼此融合、交互影響的產物，當然也是文明對話的結果。

以公元前500年為中心，從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被哲人稱為軸心時代，它是文明對話的原創期。軸心時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狀態具有鮮明的對話性，這一時期通過對話產生的哲學思想具有深刻的原創性。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在對話中產生的。開明的齊桓公在國都稷門外立學宮，招攬天下賢士，聚會論辯，開創了中國民間學術思想對話的先河。印度婆羅門教的經典之一【奧義書】，其本意為『親教書』、『侍坐書』，其成書與【論語】輯錄師生論難對話之辭相似，因此有人把它視為印度的【論語】。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大量運用了對話的方式，佛祖與他的追隨者和信徒的對話與論難，後來被結集為佛經。佛經的成書與【聖經】中的【舊約】成書時期相近，它們都對世界文化產生了深廣的影響。古希臘哲學的代表人物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都是對話大師。蘇格拉底和孔子一樣『述而不作』，蘇格拉底思想方法最根本的特徵就是對話。『蘇格拉底式對話』已經成為哲學思辨的專有名詞，它像助產士一樣點燃對話者的思想原創火焰。柏拉圖充分領會『蘇格拉底式對話』的精髓，不無引申地記述了蘇格拉底對話的內容，發展了對話體的哲學著作。

如果說軸心時代幾大富有原創性的文明對話還只是多元文明內部的對話，具有多元共生性，那麼，隨後的1500年間則是文明對話的多元互滲期。也就是說，世界幾大文明系統開始相互影響，相互滲透。

其主要表現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文明創造了以漢唐文化為代表的文明輝煌，並將自身的文明光芒向周邊地區或國家輻射，形成東亞儒家文化圈，其影響一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宋元時期，二進制、四大發明等中國製造的文明，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到阿拉伯世界和歐洲。此一時期，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對話架構中更多地擔當了文明的傳播者和輸出者的重任。

二是有影響的幾大宗教開始向其他文明地區滲透自己的影響力，拓展自己的版圖。宗教文明對話的結果是使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由地方性宗教上升為世界性宗教。宗教的滲透或拓展既有和平對話的方式，也有戰爭對話的方式。

在東方，佛教的滲透或拓展基本上採用了和平對話的方式。佛教從印度出發，分南北兩個方向傳播，向南主要是向斯裏蘭卡、東南亞地區及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向北則分兵兩路，一路經中亞細亞傳入中國內地，一路傳入我國西藏地區，形成藏傳佛教。在西方，基督教自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之後，經由保羅的大力傳教，吸引了羅馬帝國成千上萬的非猶太人信奉，基督教迅速以和平對話的方式從發源地中東向歐洲傳播。早期基督徒受到羅馬帝國的鎮壓、迫害，直到公元4世紀，羅馬皇帝狄奧多西才使基督教實際上成為國教。基督教佔領歐洲的歷史進程使得西方古典文明轉向中世紀文明。

公元7世紀至11世紀，富有活力的伊斯蘭教從阿拉伯半島向歐亞大陸和非洲廣大地區傳播和滲透。伊斯蘭世界的強盛引起它與基督教世界的日益尖銳的矛盾衝突，於是在1096年到1291年期間爆發了持續近200年時間的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的系列戰爭，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東征的主要目的是想把羅馬天主教的聖城耶路撒冷從穆斯林手中奪回來。十字軍前後進行過八次東征，最終還是失敗了。它付出了慘重代價，造成了基督徒與穆斯林長期的仇恨和敵對，但客觀上也促進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宗教文明的深刻對話。從文明對話史的角度總結，十字軍東征失敗的教訓說明，以暴力方式進行的宗教文明對話是行不通的。

相比之下，和平而包容的宗教對話值得特別提及。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圖景彰顯了中華文化所特有的和而不同的不凡氣度。宋元時期的泉州，不僅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更是一座『宗教和平對話的聖地』。當時世界上幾乎所有有影響的宗教都在泉州匯集或互滲，如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日本教、摩尼教等。泉州至今還保留一大批重要而珍貴的宗教文化互滲的遺產。各種宗教在泉州的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和平共處，為世界宗教文明對話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人類文明對話的半徑，隨着遠洋航海技術的進步而不斷擴大。哥倫布1492年跨過大西洋，發現美洲新大陸，開啟了世界近代文明史新的宏偉篇章，同時意味着文明對話資本期的來臨。自16世紀起，從美洲輸入的金銀財富極大刺激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奴隸販賣、香料貿易、殖民地資源掠奪，直接導致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資本的擴張，本質上是以一種不斷將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的逐利方式在說話。資本通過工業文明而培育的擴張性對話，直接導致『一切向錢看』的文明一元化和同質化的發展趨勢。『資本主義精神』被16世紀最富有的銀行家富格爾簡化成一句話：『只要我還能賺，我就會永遠賺下去。』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商業文明對話方式。此時，不同文明之間對話的方式與性質與以前的時代有了根本性的變化。作為一隻每個毛孔流着血的『怪獸』，資本的對話方式瓦解了歐洲封建領主制和農奴制，也動搖了一切非西方的即非資本主義文明的基礎。資本藉助公司的組織形式不斷去佔領更廣闊的市場。從17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誕生到19世紀歐洲股份制公司的成熟，資本找到工業文明對話的最有效的擴張載體。世界從此進入了文明多元化與一元化這兩種主張和趨向激烈博弈的時代。

隨着以世界大戰的武力對話方式瓜分世界市場的結束，隨着資本主義最高形式帝國主義的衰敗，人類文明對話史在20世紀進入一個全新的開放期。說它是開放期，是因為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任何單一的民族文化或文明形態都不可能以『閉關鎖國』的方式孤立地存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或文明形態必須開放各自的『對話視窗』。資本擴張的文明一元化對話方式，必將在開放互動的新世界中受到文明多元化對話方式的全面挑戰乃至擯棄。

迄今尚在動態發展的這個文明對話開放期值得研究的大事讓人眼花繚亂，在我看來，至少有這樣五件大事對於多元文明對話的啟示意義極為深遠：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與解體；1978年開啟的中國的改革開放；穿越民族國家疆域邊界、掃除世界市場文化障礙而建立的全球化公司或跨國公司；由知識經濟和高科技文明帶來的互聯網或地球村；因資源枯竭、環境污染而導致的氣候異常和生態災難。這五件大事，有的已成為應反思的歷史，有的是正在發展的現實，還有的是有待商議的未來。無論是回顧歷史，還是正視現實，還是面向未來，我們都必須本着人類多元文明和平對話的精神或宗旨。

人類正站在21世紀多元文明發展新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唯有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