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訪談：經典詮釋與國學新視野

時 間： 2011年10月21日下午

地 點：中國人民大學匯賢大廈A座會議室

特邀嘉賓：成中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講座教授）

張祥龍（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潘德榮（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廖名春（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特邀主持人：楊慶中（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當前中國經典詮釋研究的機遇與挑戰

主持人：進入新世紀以來，隨着人們對上世紀研究反思的不斷深入，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立足於經學講哲學』的特點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而從經典詮釋的視角，梳理、討論，乃至發展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研究，也已逐漸成為當代中國哲學思想研究之多元格局中的重要勢力之一。而在9年前，也就是2002年，【光明日報】曾經做過一期有關詮釋學的訪談，題目叫【中國詮釋學是一座橋梁】，當時還沒有國學熱，【光明日報】也還沒有開闢國學版。9年過去了，這一研究有什麼新進展？在當前國學熱背景下，面臨什麼樣的機遇和挑戰？這些問題很值得思考。當然，經典詮釋，需要建立在文獻學基礎上的文本把握，需要西方哲學方法、理念的借鑑，還需要中國哲學自身發展特色的認識。所以今天特別邀請四位學有所長的專家，就這些問題各抒己見，以嘉惠於學林。

潘德榮：經典詮釋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還與社會實踐的直接需要有關。換句話說，詮釋的興起，與我們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是分不開的。遇到困境，要來解決這個困境的時候，詮釋的任務才凸顯出來。拿西方來講，至少有兩個例子值得關注：一個是在古希臘的亞歷山大・里亞時期，那個時候由於翻譯、重新編訂荷馬史詩、神曲，希伯來語的聖經的需要，詮釋的問題被提了出來。為什麼，因為希臘神話的信仰逐漸轉向希伯來文化的信仰，於是需要詮釋。另一個是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這場改革首先涉及到的用德文來翻譯具有絕對權威的拉丁語【聖經】的問題。我們知道，語言表達系統不僅僅是描述某個東西，實際上還包含着一整套的觀念性的東西。所以當【聖經】的文本從拉丁語轉向德語的時候，德國人自身對【聖經】、對信仰的理解和反思就會全部融入到【聖經】表達的體系裡面。這種理解和反思對不對？是不是在挑戰拉丁文聖經的權威？有沒有合理性？等等，都需要做出闡釋。所以包括馬丁路德在內的當時不少人，都自覺不自覺地討論到了被後來的詮釋學視為原則的一些問題。透過這樣的歷史考察，回過頭來再看我們現在面臨的國學熱，我想國學之所以熱，可能也是因為我們碰到了一種詮釋的困境，這種困境迫使我們從我們的先賢那裡去尋找出路，從中國古代的典籍裡面去尋找智慧。那麼所謂的機遇與挑戰，我想大概應該順着這個思路去思考。

張祥龍：說到困境，科學和經典的關係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困境裡面更深層次的困境。科學史上有很多經典著作，像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等，這些在科學史上都起過重大作用，但現在學物理的學生沒有人再去讀這些經典，因為沒這個必要。科學解決的是問題，它培養科學家的最有效方式不是去讀經典，而是通過教科書讓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弄懂相關的原理，然後馬上進入實驗，透過實驗驗證理論，並馬上進入到科學研究的前沿。所以，讀經典對他們來說是浪費時間。那人文經典就不同了，它的生命力就表現在人們對它的不斷研讀與解釋。經典與科學的區別，好比禮和法的區別，禮是防患於未然，法是發生罪行之後用法來審判、糾正。經典，像儒家經典、道家經典、佛家經典等，是在事情還沒發生之前已經發現了深層次的問題，它防患於未然。你讀了這些經典，整個的文化生態改變了，犯罪就會減少。當今時代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科學儼然成了一種新的宗教。什麼事情一說是科學的，是專家論證的，這事就算定了。科學當然能解決很多問題，但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尤其是，科學是專注於現在，而經典則是通過迴旋到過去，然後再走向未來，再帶動現在。兩者的功能不一樣，所以在西方歷史上，一度出現科學與經典互相排斥、對抗的情形。中國歷史上則沒有出現過這種現象，像【黃帝內經】與儒家的五經、十三經向來都是相輔相成的。回過頭來看國學熱背景下的經典詮釋，其實這是一個挺沉重的題目，潛在的和明顯的挑戰還很巨大，但機遇也就在其中。我們現在一直在講軟實力，經典是軟的，還沒對象化，處理的恰恰是一種情景化的、文化生態化的問題，它雖然軟，最後衍生出來的那個實力卻不可小覷。

廖名春：現在國學很熱，但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普及的人走到前面去了，而專業研究的人卻落到了後面。結果好像是大家都在那裡比口才，誰的口才好，真理就在誰那裡。現在談經典詮釋，談國學，特別應該注意一點，就是要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性。拿漢學宋學之分來說，我們常常講漢學家和宋學家孰長孰短，卻忽視了一個問題，就是兩家的東西各有它的必要性。漢學裡面很多東西是非常重要的。讀書不識字，不懂語言文字，經就讀不好；經讀不好，文史哲也就做不好。同樣，宋學裡面的很多東西也非常重要，它有創造性，便於普及。但宋學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不少人認為【周易】只是卜筮之書，沒有思想、沒有哲學。請問沒有思想、沒有哲學怎麼會成為群經之首呢？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認識，主要是因為誤讀了【周易】本經的文字。這就說明，光靠宋學是解決不了經典的問題的，，必須要建立在漢學的基礎上。所以正確的方法應該是把漢學和宋學很好地結合起來：漢學家要做好基礎性的工作，要走在前面，義理家在漢學家的研究基礎上再進行發揮。做國學研究也好，做經典詮釋也好，一定要認識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一定要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面活動。我們現在『同』的東西講的太多，『異』的方面講的太少，實際上最有價值的是這個『異』的部分。

主持人：廖教授講的漢學宋學之間的辯證關係，也同樣適合於我們對『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這一話題的理解，不是相互標榜，而是相互學習。

成中英:中國文化發展到今天，一直貫穿着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樣了解古人，即古今的問題。從詮釋學的立場說，了解古人也是在了解我們自己。那除了古今之外，還有一個近代以來怎麼了解西方的問題。詮釋是一種理解。詮釋是對我們的理解的一種文字上的陳述，所以它具有現代性、當下性、即時性。詮釋的重要性在於，它能夠讓我們形成一種價值判斷，形成一種規範性的認識，然後指導我們的行為。例如我們不了解西方的優缺點，怎樣去面對西方，形成一種對西方行為方式的超越？我們不了解自己的傳統，怎樣去面對自己，找到一個歷史發展的方向？所以，詮釋作為一個文明間或者文明類之間的了解活動，它的意義遠勝於『知』，更具有一種指導和規範『行』的作用。

我很同意廖教授的觀點，要重視漢學家的基礎工作，但也不要因此裹足不前。詮釋學有個重大的特徵就是可以透過部分了解全體，全體與部分之間是一種理解的循環的關係。透過詮釋，我們可以建立一種更好的表達方式、理解方式，這對於具有多元特徵的中國文明本身意義非凡，能夠產生一種能量，造成一種價值，起到一種指導作用。

中國經典詮釋研究對於國學研究的意義

主持人：立足於國學熱看經典詮釋研究，確實是機遇與挑戰並存。那麼，立足於經典詮釋看國學熱，中國經典詮釋的研究對於國學研究的深入將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潘：伽達默爾有個概念叫做『真理的源泉』，什麼意思呢，就是在自身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每當遇到困境走不通的時候，就會回到源頭再往前走。中國人的經典大概可以算作是我們這個民族形成的源泉。從這個角度講，當我們遇到詮釋困境時，回到經典的閱讀和理解確實是非常必要的。朱熹講到自己的讀書經驗時說過一段話，他說他從年少的時候就讀經典，到他年老的時候還在讀那些經典，文字的層面年少時和年老時理解上差異不大，但經典的含義卻隨着年歲的增長而不斷被體會出來。所以他就把重點放在對經典的理解、體會和實踐方面了。

廖：在經典的解讀方面還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出土材料固然是一個方面，即使沒有出土材料，透過研究仍能發現不少問題。另外，我們對古人思想的邏輯化的工作還遠遠沒有完成。比如每部經典強調的重點不同，我們要從繁雜的現象裡面把核心的價值提煉出來，這實際上是需要今人做大量的工作的。我剛才講漢學和宋學，兩種『學』都是在做經典詮釋的工作，漢學的路子適合打基礎，宋學的路子適合發揮義理，二者沒有高下之分，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都需要。但不能彼此詆毀，而應彼此結合。

張：順着廖先生講的再往下思考，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即使大家都通過或者基本上通過了小學的功夫，大家翻譯、注釋的結果就一定是一樣的嗎?不是的。美國哲學家奎因曾經專門研究過翻譯的完全同一性的不可能性問題。比如兩三個語言學家去調查一個原始部落的語言，最後各自做出一個翻譯手冊來，每一個翻譯手冊都能把這個部落的語言解釋得很好，但是翻譯手冊之間往往是不相同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詮釋學的問題。還有我剛才講到科學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科學也是一種詮釋，這個通過庫恩的工作已經看得很清楚。科學解釋世界也要通過範式。儘管如此，科學與經典還是有重大不同的。詮釋本身的真理並不排斥別的東西，反而對其它的文化傳統有一種尊重，它承認多元局面的事實；科學則絕不承認這一點。科學號稱自己發現的是唯一真理，追求的是一個絕對客觀的標準。而我覺得對於經典教育、人文教育，挑戰最大的恰恰是這種科學主義。目前世界範圍內的經典的衰落，都跟科學主義的泛濫有很大的關係。這一點從西醫和中醫的區別里可以看得出來，中醫基本上是代表了經典的傳統，很難說是西方意義上的充分實證化、對象化、數量化的科學，它是非常依靠經典如【黃帝內經】、【傷寒論】等。由於科學主義大行其道，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搞中西醫結合，都是以西醫的科學觀為主導的。

成：我們今天應該怎樣面對科學，的確是一個大問題。科學以獨立的客觀存在作為基本對象，一切科學的理論都是用來彰顯、說明這個客觀存在的。這裡要求排除人的主觀意願，要求對客觀存在做出非常準確的預測和精密的、最好是數學式的表達。所以它和詮釋學和人文傳統是不一樣的。但詮釋學也曾一度追求這種科學性，如狄爾泰，一直致力於找尋一個人文科學的邏輯。即使是現在，西方學術也仍然存在一種傾向，即要把一切都拿到物理、化學的語言當中，尤其是認知科學，還是用神經學、神經生理學來解釋一切現象。奎因本身也是這樣想的，他不承認有一個心靈世界，認為心靈只是個字眼，本身沒有實質的對象性的意義，它的所謂的意義只能在行為的網絡裡面來找尋。我認為，問題的本質在於科學對於詮釋學究竟產生了一種什麼樣的影響?更進一步，現在中國的經典詮釋研究是不是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我的看法是，今天中國的經典詮釋可以把科學看成人文研究的一個工具，但詮釋學還應該考慮到形而上學，考慮到人在世界上的獨特地位。最後我要說的是，我很肯定廖教授的觀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能忽視器物層面的研究。考古學不能代替哲學，哲學也不能代替考古學。經典詮釋要吸收諸如文獻學、文字學、考古學的最新成果，做紮實的功夫，這樣才能真正促進國學的發展。

中國詮釋學的建構

主持人：確實，經典詮釋的研究會為國學的深入發展提供了很多切入點。大家都知道，雖然中國傳統經典詮釋的經驗非常豐富，資料非常之多，但說到『詮釋學』，誰都會認為那是西方的東西。中國有經典詮釋的傳統，沒有系統的成體系的經典詮釋學的理論建構。在今後的經典詮釋研究過程中，這方面是不是也有考慮的空間？

潘：借鑑西方的思想資源有兩塊：一個是本體論的學說，從海德格爾到伽達默爾這個傳統；一個是方法論學說。西方的詮釋學，我覺得可以這麼說，伽達默爾、海德格爾的詮釋學思想從來沒有成為德國詮釋學的主流，中國人格外重視他們，可能跟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有關。比如伽達默爾哲學的核心是實踐智慧，這一點與中國人的傾向頗為契合。但西方的詮釋學的主流是方法論。中國人有自己的不同於西方的獨特體驗。我們的詮釋經驗不同於西方的詮釋經驗。所以我們一方面要立足於我們自己的經學傳統，把那些方法論的規則梳理出來，並且體系化；一方面對本體論、方法論的兩個向度做一個整合，以超越西方那種站在本體論的立場就一定要反對方法論，站在方法論的立場就一定反對本體論的做法。西方的方法論具有普遍性，但忽視對形上價值的關懷，甚至是刻意迴避它。我們則不，既借鑑它，又不迴避價值導向。所以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經典詮釋上是有它的理由的，因為經典具有規範性、典範性，構成我們的傳統，能使我們的道德、精神境界得到提升。這個可以稱作詮釋學取向上的一種有效性。這樣的話，透過經典的詮釋，我們就可以把方法論與本體論整合在一起。我認為朱熹的工作做得是蠻好的，可惜缺乏體系化。你看朱熹解經，既有文字的，即小學功夫，又通過文本追尋作者即聖賢的意圖，還強調個人的體悟、修身養性。把這三個整合起來來建構我們的詮釋學，很值得嘗試。

成：理論跟方法是相互為用的，理論主要是說明世界的真實，具有本體性。方法主要是幫助我們如何找到這個理論，具有知識論的作用。西方哲學有重視方法的傳統，從柏拉圖第一、二、三期的對話錄可以看出他已經形成了一種超驗的辯證方法，到亞里士多德產生了分析的方法，一種經驗的、分類的、科學的方法。這種方法一直延伸到近代哲學，笛卡爾是方法論，萊布尼茨是方法論，康德、黑格爾也是方法論。但中國人一直很重視本體性，重視對世界的當下體驗，對生命自我的體驗，而對於方法意識並不強調。但方法實際上是在本體之中，方法即功夫，功夫所至就是本體。本體是一種學，而不是一種論，是從生活中獲得的一種體驗。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國的詮釋學是一種生活體驗，不斷發展、不斷自覺、不斷改進。中國哲學是一種具有內在的基本方法的詮釋學。現在講中國詮釋學的建構也不應離開這一固有傳統。說到中國詮釋學的建構，我想不要忽視兩個面向：一個是面向中國傳統文明的詮釋學；一個是基於中國哲學，也基於中國人對西方進行了解的普遍性的詮釋學。這兩者缺一不可。中國的經典怎麼在世界有一定的分量，怎麼在世界幾大傳統裡面、尤其是西方的傳統裡面發揮重大作用，很值得研究。最後我想指出的是，我們今天應該透過經典詮釋的研究對中國的傳統的文字傳統、思想傳統、哲學傳統進行重新的整合。只有這樣才能造成中國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前面說到漢學和宋學，我要說漢學的傳統加上宋學的傳統，再加上近代中西融合的傳統，這三個東西整合在一起便能造成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便能在整個人類的知識體系當中建立我們的位置。

張：現在應該發起一個經典詮釋運動，以便在主流知識分子中造成一種新的意識，那就是對於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科學主義做出真正的反省。不是說要拋棄科學，而是要拋棄建立在科學主義基礎上的唯一真理論。『真』是和詮釋傳統分不開的。比如說西醫實際上是西方的詮釋傳統，中醫則是我們的詮釋傳統導致的對真理的認識，雙方不可互相替代。如果在主流知識分子中真能形成這樣一個詮釋學的意識，並體現在國家政策的層面，那中醫的發展是可以期待的。

當今人類面臨着一些根本性的威脅，而有些人卻認為是一種根本性的躍進。比如前些天還看到某些學者談論所謂的第六次科技革命，就是要運用現代科技對人類進行根本性的改造，使之升級到更超越的層面，比如壽命可以活到500年、1000年甚至是永生。這是一種思潮，西方有，中國也有。完全被科學主義綁架了。面對這個思潮，據我看來，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宗教，包括西方的經典，是沒有能力回應的。因為他們幾乎都不甘於做人，都盼望超越人，而只有儒家，成人之教，甘心做人。那儒家的經典有沒有能力，有沒有使命來回應這個思潮？這應該是中國經典詮釋學建構必須思考的新問題之一。

成：的確，中國從【周易】到孔子都是肯定人的價值的，儒家講的人有宇宙論的意義。中國詮釋學可不可以在彰顯人的地位、人的宇宙意義、人的價值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主持人：回應這些思潮，事實上也是為儒學獲得現代性提供了機遇。

成：中國詮釋學一定要強調人的生命的價值。

主持人：借鑑西方的資源也好，重視本體與方法的整合也好，回應現實的思潮也好，總之對於中國經典詮釋學的建構大家是十分期待的。其實成教授的本體詮釋學的建構已經走到前面了，很有啟發意義。今天各位教授的發言很精彩，也很有啟發性，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