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該如何繼承 多學點君子修養少搞政治儒學

新加坡進入制度的儒學因子都是倫理修養的東西,這也是中國應該借鑑的好經驗。我們的制度恰恰是保留了太多政治儒學的東西,不講原則的和諧導致對惡的容忍。

儒學思想當代價值的實現問題,是個當下討論的熱點。許多學者認爲儒學的當代價值主要體現在『人倫日用』或是『日用倫常』。我贊成杜維明先生的一個說法:『儒學的長久之道,必須紮根學術,深入民間』。我的想法是:經過當代實踐檢驗的更生的儒學思想的積極因子,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進入制度(法律、法規、政策等)層面的。進入制度,才有力量,而且可以促進『紮根學術,深入民間』。

新加坡在國家建設中採用了西方的市場經濟制度和嚴格的法制,創造了經濟騰飛的奇蹟,同時在李光耀的支持下,政府有意識地吸納了部分儒學因子進入制度,以對治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流行,道德下降、吸毒、色情、暴力等現代化之病,使新加坡成爲世界上少有的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共同繁榮、多種族多宗教和諧共處、社會安定有序的發達國家之一。李光耀極爲重視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在價值傳承、人格形成、社會穩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組屋政策中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家庭本位和孝的價值觀。儒家一貫重儉抑奢,新加坡政府制定政策控制奢侈品進口,實行公積金制度,保持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都是這方面的體現。　余英時先生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中描述:『他(錢穆)早年爲三民主義的設計所吸引,晚年甚至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提法也發生過興趣,都是因爲他希望看到某些傳統的價值能夠通過現代化而落實在政治社會制度之中』。就儒學因子進入制度問題我曾當面請教過龐朴先生,先生講:『不進入制度,就沒有力量。』這算是兩位儒學大家理論上的支持吧。

哪些儒學因子可以進入制度呢?杜維明先生對儒學有個劃分:政治意識形態的儒學、學術的儒學、倫理道德修養的儒學,他認爲政治儒學應該徹底清算,倫理道德儒學應該更生弘揚。新加坡進入制度的儒學因子都是倫理修養的東西,這也是中國應該借鑑的好經驗。我們的制度恰恰是保留了太多政治儒學的東西,不講原則的和諧導致對惡的容忍。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要吸收外來文化的因子,同時要保護和更新傳統文化,從而建立新的文化認同。這個新的文化系統,應該是以儒釋道,尤其是儒家文化爲特色的,舍此,則不再是中國文化。說到底,凝聚全球華人心靈,要靠儒釋道；統一台灣海峽兩岸人心,也要靠儒釋道。爲什麼上百年來日本美國這麼大的力量拿不走台灣?爲什麼我們都相信台灣將來一定會回來?除了經濟軍事因素外,最重要的還是儒釋道這個根連著台灣。因此,在中國紮根最深的儒家思想的積極因素應該保留下來。有保留價值的儒學因子,如果不進入制度,處於余英時先生講的遊魂的狀態,沒有力量,難起妙用。就拿見義勇爲來說,上下都在講,百姓也認同這一價值觀,可是沒有制度保障,有的勇爲者連治療費都落實不了,所以出現了很多見義不爲的事件。子貢贖回在異國的魯國奴隸,魯國政府給他獎勵他不要,孔子擔心以後沒人再做這樣的好事了,也是出於這一考慮。

儒家思想的一些價值系統,在經歷了五四和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運動後,仍然在大眾中有深厚的根基,比如孝,比如師道,等等。在中國,如果說某人不孝,朋友都不屑與他來往。其他的倫理宗教系統也有孝的倫理要求,但只有儒學把孝做成了一個文化系統並進入制度。曾經請教龐朴先生,假如學習新加坡,把體現孝的有關法律政策搬到中國來(比如組屋的分配政策),會不會有人反對?龐公回答:『估計沒有人敢反對。』在唐律中,不孝被列入『十逆』,不可赦免,連媳婦罵公婆這樣的細節都有詳盡的懲罰規定(當然很多規定在今天看起來已不合時宜)。在今天的司法實踐中,在孝這個概念上似乎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比如有不孝之子殘害父母可以輕判,其法理依據是家庭內部矛盾未造成社會危害,顯然這是受到西方『少殺不殺』思想影響的結果。這樣的司法實踐可能是違背多數人關於孝的基本價值觀的,它抽掉了儒家思想里一塊最重要的基石。需要再次申明的是,今天我們不是要『父命不得不從』的愚孝,而是要符合人情倫理的健康的孝。不可想像,如果沒有了孝這一價值觀,未來中國的文化認同還是不是中國人的文化。

儒家提倡以德治國,在實踐中一直是禮法合治,法律儒家化,可以說禮法合治是一個傳統。漢宣帝曾告誡他兒子:『吾家本雜王霸道而用之。』孔夫子一向溫良恭儉讓,可上任7天就殺掉少正卯,就是禮法合治的一個典型案例。龐朴先生說:『儒家有兩面:一是風和日麗,一是金剛怒目。』也是此意。據說犯罪嫌疑人的直系親屬沒有義務出庭作證的提案有望近期立法通過,這即是對父子相隱保護親情的儒學思想的一個回歸。。

今天儒學這一民族文化慧命的傳承,最重要的是在『日用倫常』的百姓生活中,進入『日用倫常』,深入民間,這傳統才是活的,才不是書架上的死文物。現在民間和地方政府的儒學復興和創新活動方興未艾:青島四方區連續八年舉辦『鄰居節』；某縣級市提出『以孝治市』；某社區倡導孝文化,來買房的人必須持有單位的孝親證明；許多企業以【弟子規】爲員工培訓內容；許多村評比『好媳婦,好婆婆』,等等。這些民間和地方政府的自發的儒學復興和創新活動,是他們主動對治現代化之病建設精神文明的措施,政府似宜妥善愛護扶持,而不必擔心『毒草』復活(毒草也有,宜加甄別),這復活和更生的儒學傳統可以安撫心靈,和諧家庭社會,對國家大有裨益。

兩千年的實踐證明,儒學是一個有自我更生能力的開放的系統。最近半個世紀新加坡以及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等地的實踐也表明,在工業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環境中,儒學仍然有強大的生命力,仍然能夠提供豐富的精神資源。只要我們珍視傳統,不斷創新,儒學一定能夠鳳凰涅而自我更生出一個與時代相銜接的新的儒學系統,這個新儒學將繼續澆灌中華民族的心靈,爲國家在未來幾十年裡迎來一個更加繁榮的盛世作出獨特的貢獻。（呂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