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晉至隋唐五代七百餘年，孝道觀念雖然時而淡薄時而強化，但各朝統治者都堅持漢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舉孝廉"作為察舉的主要內容之一，一致為後世所承襲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進宮入仕的重要途徑。其間最值得強調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領域的全面滲透，憑藉法律力量推行孝道，進而實現對整個社會的控制，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三）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極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時期，程朱理學成為社會正統思想，理學家認為孝道是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倫理屬性，兒子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不可違抗的，與此同時孝道的專一性、絕對性、約束性進一步增強，對父母無條件順從成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兒子不可不孝"成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進一步淪為強化君主獨裁、父權專制的工具，在實踐上走向極端愚昧化。族權的膨脹和愚孝的泛濫，就是孝道畸形發展的具體表現，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後來的"割股療親"就是愚孝發展到極致的產物，這時孝道被異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四）近代：孝道的變革與社會適應 近代社會，尤其到了晚清明初，隨着中國現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漸漸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覺性和主體意識不斷增強，一大批文化先驅站在時代的高度，從自然人性的角度來揭露封建孝文化的專制性、絕對性，並且使孝文化融入時代的內涵。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受到嚴厲批判的傳統孝文化開始洗去塵封多年的封建專制性，轉而向新型孝文化發展。在此引導下人們的時代意識、社會意識逐漸增強，許多人衝破家庭的牢籠和羈絆，站在時代前列，以天下和社會為己任，為民族盡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為動員、團結民眾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1939年3月12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頒布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實施辦法】中指出："唯忠與孝，是中華民族立國之本，五千年來先民所遺留於後代子孫之寶，當今國家危機之時，全國同胞務必竭忠盡孝，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行其大孝。"1939年4月26日，中國共產黨的【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告全黨同志書】指出："一個真正的孝子賢孫，必然是對國家民族盡忠盡責的人，這裡唯一的標準，是忠於大多數與孝於大多數，而不是反忠於少數和孝於少數。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這裡，孝成為民族團結、興旺的精神基礎，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5】 從歷史的不斷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孝文化在促進國家和諧、人際關係和諧等方面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歷史上流傳着許多孝敬父母，尊君愛國的動人事跡，在今天仍為人們津津樂道、傳頌不休，成為培育中華傳統美德的母本。但是，從封建社會一路走來的孝文化，毫無疑問帶着封建的糟粕性，所以，和對待所有傳統文化一樣，對傳統的孝文化，我們應該辯其真偽，學會揚棄。 二、孝文化的當代價值 不論時代如何進步和改變，作為根源於人類血緣關係的"孝"，都在不同程度上發揮着作用，影響着中國歷代人們的思想，也成為支配人們行動的準則和評判人的德行的標準，雖然它的內容、實現形式及作用會隨着社會的變遷而變化，但作為道德準則卻依然有其存在的價值。 我們認為，對於作為社會倫理的孝道，應加以揚棄，而不是簡單的否定，"要劃清文化遺產中民主性精華與封建性糟粕的界限"【6】必須看到，如果我們把孝道和封建主義的扭曲影響加以區分和剝離，作為社會倫理觀的孝道，在社會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積極作用，"孝"的觀念和行為中的合理成分，還需要繼承和發揚。 來源：國學文化 |
掃一掃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