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時期關於風水的大辯論

風水是中國古代社會民眾最為重要的信仰之一，其影響不僅體現在普通民眾的生活之中，而且對士人的思想觀念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士人的態度、觀念和立場，又直接塑造了風水之術的發展軌跡及風水信仰的歷史形態。曹魏時期，名士嵇康與阮侃曾經就『宅無吉凶』問題展開激烈的辯論。所謂『宅無吉凶』就是討論風水是否真的能夠決定或影響個人、家庭、家族乃至國家的命運。嵇康與阮侃的這場討論，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有關風水的系統辯論，對中國古代風水信仰發展走向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士人對風水問題的關注，與風水發展、演進的歷史相始終。早在風水之術的萌芽階段，就有士人就對其提出了批評和否定。【左傳・昭公三年】載晏子所稱的『非宅是卜』就是一個最早的例證。進入兩漢時期，風水與儒家孝道思想及社會厚葬之風相結合，使得其市場急劇擴大，信仰階層也逐步上移，風水開始成為一種社會普遍信仰，這引起了一些士人的嚴重不滿。東漢社會批判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充與王符，都曾對風水提出了批駁。儘管這種批駁只是一種缺乏思想深度的自發反思，但他們所提出的『吉凶興衰不在宅』的命題，成為曹魏時期嵇康、阮侃辯論的先聲。『吉凶興衰不在宅』，被嵇、阮賦予了新的思想內涵，成為魏晉玄學的重要辯題之一。

眾所周知，風水是關於宅居、冢墓營建中的一種趨吉避凶的術數，它源於人們對命運預測與調整的心理需求。因此，在信奉風水的人看來，這不是一個單純的術數問題，而是一個需要上升到理論高度的『命運』問題。針對當時社會盛行的風水信仰，阮侃首先分析了其產生的主觀原因。他認為，人們之所以將『壽夭禍福』寄託於『安宅、葬埋』等種種風水禁忌之上，是因為人們不能夠把握生命中『壽夭禍福』的真正原因，因為『不見性命』，不懂得『性命自然』，所以才『妄求』。在阮侃看來，人生的壽夭窮通均取決於人所秉承的自然『性命』，並通過骨骼面相表現為外在的『相命』，即他所稱的『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人生一切都是由『性命』所決定的，禍福既定，人力無法改變，即所謂『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既然人的命運決定於『相命』，那麼住宅、冢墓的禁忌自然也就沒有意義。『三公』的住宅不可謂不吉，但讓普通老百姓去住，並不能使其成為『三公』。

在『性命自然』理論基礎上，阮侃還批判了『五音』、『時日』等具體吉凶推演方法。他說，地的吉凶就像一個獵人外出狩獵，叢林之中或遇到虎，或遇到禽。對於獵人而言，遇虎為凶，遇禽為吉，而這和地的東西、背向等方位並無關係。住宅或葬埋之地的環境與方位是確定的，並不因為五行的變化而有所變化，所以，通過這些方法所確定的方位吉凶，並不可靠，人的吉凶主要取決於『福德』和『刑禍』。

需要指出的是，阮侃一方面堅持『性命自然』說，認為『宅無吉凶』，但同時他又認為『宅墓』雖然不能決定吉凶，卻可以占卜、預測吉凶。也就是說，阮侃的『宅無吉凶』論並非完全否定風水，他承認和接受風水具有預測吉凶的功能，而否認其可以改變命運的功能，也就是他所謂的『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為吉凶』。

針對阮侃的觀念，嵇康首先指出其『性命自然』說所存在的一個悖論。既然阮侃否定外力對人生禍福的影響，嵇康反問，難道生於唐虞盛世之時的人都註定長壽嗎？而長平之戰中被坑殺的士卒都註定短命嗎？如果真的像阮侃所說的那樣，『吉凶素定，不可推移』，那麼古人所言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順思，自天v之』還有什麼意義呢？嵇康這裡所追問的是道德與命運的關係問題。歷史上，凡是純粹的命定論，必然是反道德的。而這種反道德的命定論，在歷史上並不多見。因此，無論是道家、儒家都是將道德納入命運理論中，老子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中庸】稱『唯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周易】中所謂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它們都賦予了道德以調節命運的作用。因此，嵇康的反問抓住了阮侃『性命自然』說的自我矛盾之處，阮侃無法公開否認『道德』對命運的調節作用，因為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共識，是不容置疑的。既然道德可以調節人們的命運，那麼宅居、冢墓也當如此，這就是嵇康的辯論邏輯。

在嵇康看來，阮侃否認『五音宅法』是不懂得『宮商之理』。嵇康認為人的姓氏具有宮、商、角、征、羽五音之屬，而五音又分別配屬於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五行之氣相生則吉，相剋則凶，人、地都具有同樣的屬性，這種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是自然界的基本規律，因此，憑藉這種感應來推斷宅居、冢墓之地的吉凶，在嵇康看來是完全符合陰陽、五行之理的。

針對阮侃提出宅居猶如占卜，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為吉凶』之說，嵇康也予以反駁。他認為，相宅和卜筮一樣都具有預測吉凶的功能，從表面上看，這一點是相似的，但實際上並不相同：卜筮時的吉凶並沒有固定依賴其中的具體物理對象，它是不確定的，要『待物而應』；而相宅則不是這樣，它的吉凶推演是根據宅居的已有之形，物理對象是確定的，其吉凶正是源於既有之『宅相』。因此，嵇康認為，卜筮只能預測吉凶，而不能『為吉凶』，而風水則不然，不僅可以推斷吉凶，而且可以『為吉凶』，即改變人的命運。

嵇康在論戰中還提出了『宅命相扶』的思想，所謂『宅命相扶』是指風水與命運的關係，一個人的吉凶禍福是由命運主宰還是由風水主宰？抑或是二者共同決定？嵇康認為，『不謂宅吉，獨能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在這裡，他首先承認宅居吉凶並非是決定一個人吉凶禍福的唯一因素，人的吉凶禍福是宅居與賢才、道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就像種田一樣，要想取得好的收成，不僅要有良田，還必須要有良農善藝，沃土和辛勤的耕耘缺一不可。因此，嵇康最後說，『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嵇康與阮侃之間關於『宅無吉凶』的辯論，是當時社會民眾風水信仰急劇膨脹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一種必然反映。那麼，該如何看待嵇康和阮侃之間這場辯論呢？他們之間的論戰是信仰的差異，抑或是思想的分歧呢？是否可以由此斷定阮侃理性、進步，而嵇康迷信、落後呢？顯然不能，阮侃持理性的命運『自然』論，反對鬼神、五行決定論，但這種『自然』的內涵卻又是最神秘的『相命』，實際上又陷入了一種宿命論；嵇康認為性命所秉是氣的一種特殊形態，並非是最終決定人類命運的力量，因此，在命運面前，人們只要積極努力，就可以改變命運。但是，他又將生活中種種風水講求看做人的一種積極的主觀努力行為，視為改變命運的有效方式，試圖將積極的命運理論建立在神秘的風水信仰基礎之上，就結果而言，無疑是緣木求魚。

（作者：張齊明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