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与《新潮》之争述评（4）

注释：

[1]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2] 《国故月刊社记事录》，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15页。

[3] 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4]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1919年4月19日），《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以下凡引本篇，不再注明出处。

[5] 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国故》第3期，1919年5月，以下凡引本篇，不再注明出处。

[6] 傅斯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第1卷第5号，以下凡引本篇，不再注明出处。值得一提的是，罗志田先生将傅氏此论视为“在比例上大大发展了毛的说法”（参见其《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一文），似乎不确。因为如果相对毛氏“九牛一毛”的说法，傅氏此论应是大大缩小。究其缘由，罗志田先生的论断似乎是相对毛氏“十五和一的比”而言，但毛氏此说的所论对象是“西洋文明和东洋文明”，并非“国故与欧化”，而且是在后来《<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撰于1919年8月15日，刊《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一文中才提出，从时间上看是在傅氏之后，所以谈不上傅氏对毛氏的“大大发展”，罗志田先生于此或存在着史料顺序的误解。

[7]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罗志田先生认为“毛子水一度疏忽而接受了张的概念（‘东西洋文明’――引者按）来展开讨论”（参见其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一文），其实毛氏对此始终十分警觉，始终未曾离开过“国故与欧化”的主题，他之所以谈论“东西洋文明”，无非是为了使其反驳更具针对性。既然说不上是“毛子水一度疏忽而接受了张的概念”，那罗志田先生所谓“傅显然觉察到毛已从自己的立场上移位，故婉转地将比较的对象回缩到‘研究国故’和‘输入新知’之上”的推测，则或属无据，而且在时间顺序上，亦存在着错次现象。

[8]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1919年8月16日），《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321页。

[9]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10] 毛子水就指出张煊在此是“笔锋纵横，意在言外，兼有一唱三叹之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11]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12] 《请看北京学潮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1919年3月21日。

[13] 应该指出的是，毛子水所谓“材料”主要是指“整理国故”的材料，而张煊所指的则是“再造文明”的“材料”，二者并不直接等同。至于傅斯年所说的“材料”，似反而与张煊较相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后来亦表示：“我今日从事研究整理，好似到了造纸厂中做拣理破布败纸的工作”（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这或许也是受到张煊的感染。

[14] 罗志田先生认为“温故知新”之意是张煊所提倡而毛子水反对的（参见其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一文），似不尽合毛氏本意。

[15] 傅斯年在1950年曾说：“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尽管外国人来征服，也是无用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它的缺欠已经成为第二天性，抹杀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拿现代的事实衡量一番，其中应改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改，应扩充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扩充。战前有‘本位文化’之说，是极不通的。……与此相反，便有‘全盘西化’之说，这又不通之至。一个民族在语言未经改变之前，全盘化成别人是不可能的。前者一说是拒绝认识新时代，后者一说原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24－125页）。这番议论表明他虽较趋新，但并非全盘否定传统。

[16]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1919年8月16日），《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321页。

[17] 应该指出的是，关于“新文明”的实现手段，双方主张不同，张煊注重于“整理国故”，毛、傅则强调“输入欧化”。

[18] 《刘师培致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第341号，1919年3月24日。

[19]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即曾建议读者参看此前围绕于此的四篇论战文章，可见该文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延续，参阅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一集，第532页，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出处。

[20] 毛子水这种观点，包括以下“科学的方法”与“历史进化的眼光”等等，当然有可能原本便是受胡适的影响，但胡适在此重申，则应是受到《国故》与《新潮》之争的触动。

[21] 诚然胡适早在留美期间就已萌发了“造新文明”的设想，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毕竟不见他提及，而此时重提，则应是对《国故》与《新潮》之争的总结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