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故】與【新潮】之爭述評（4）

注釋：

[1] 傅斯年：【<新潮>發刊旨趣書】，岳玉璽等編【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頁。

[2] 【國故月刊社記事錄】，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1912－1937）第3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715頁。

[3] 羅志田：【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新文化運動時期關於整理國故的思想論爭】，【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4]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1919年4月19日），【新潮】第1卷第5號，1919年5月，以下凡引本篇，不再註明出處。

[5] 張煊：【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國故】第3期，1919年5月，以下凡引本篇，不再註明出處。

[6] 傅斯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附識】，【新潮】第1卷第5號，以下凡引本篇，不再註明出處。值得一提的是，羅志田先生將傅氏此論視爲『在比例上大大發展了毛的說法』（參見其【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一文），似乎不確。因爲如果相對毛氏『九牛一毛』的說法，傅氏此論應是大大縮小。究其緣由，羅志田先生的論斷似乎是相對毛氏『十五和一的比』而言，但毛氏此說的所論對象是『西洋文明和東洋文明』，並非『國故與歐化』，而且是在後來【<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撰於1919年8月15日，刊【新潮】第2卷第1號，1919年10月）一文中才提出，從時間上看是在傅氏之後，所以談不上傅氏對毛氏的『大大發展』，羅志田先生於此或存在著史料順序的誤解。

[7] 毛子水：【<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羅志田先生認爲『毛子水一度疏忽而接受了張的概念（「東西洋文明」――引者按）來展開討論』（參見其撰【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一文），其實毛氏對此始終十分警覺，始終未曾離開過『國故與歐化』的主題，他之所以談論『東西洋文明』，無非是爲了使其反駁更具針對性。既然說不上是『毛子水一度疏忽而接受了張的概念』，那羅志田先生所謂『傅顯然覺察到毛已從自己的立場上移位，故婉轉地將比較的對象回縮到「研究國故」和「輸入新知」之上』的推測，則或屬無據，而且在時間順序上，亦存在著錯次現象。

[8] 胡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1919年8月16日），【胡適文存】一集，黃山書社，1996年，第321頁。

[9] 毛子水：【<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

[10] 毛子水就指出張煊在此是『筆鋒縱橫，意在言外，兼有一唱三嘆之致』，【<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

[11] 毛子水：【<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

[12] 【請看北京學潮思潮變遷之近狀】，【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轉引自【北京大學日刊】第338號，1919年3月21日。

[13] 應該指出的是，毛子水所謂『材料』主要是指『整理國故』的材料，而張煊所指的則是『再造文明』的『材料』，二者並不直接等同。至於傅斯年所說的『材料』，似反而與張煊較相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顧頡剛後來亦表示：『我今日從事研究整理，好似到了造紙廠中做揀理破布敗紙的工作』（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與<古史辨>】，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106頁），這或許也是受到張煊的感染。

[14] 羅志田先生認爲『溫故知新』之意是張煊所提倡而毛子水反對的（參見其撰【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一文），似不盡合毛氏本意。

[15] 傅斯年在1950年曾說：『傳統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變前，尤其不死，儘管外國人來征服，也是無用的。……中國的傳統文化，儘管它的缺欠已經成爲第二天性，抹殺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須拿現代的事實衡量一番，其中應改的東西，不惜徹底的改，應擴充的東西，不惜徹底的擴充。戰前有「本位文化」之說，是極不通的。……與此相反，便有「全盤西化」之說，這又不通之至。一個民族在語言未經改變之前，全盤化成別人是不可能的。前者一說是拒絕認識新時代，後者一說原不能自圓其說』（【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傅斯年全集】第6冊，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第124－125頁）。這番議論表明他雖較趨新，但並非全盤否定傳統。

[16] 胡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1919年8月16日），【胡適文存】一集，黃山書社，1996年，第321頁。

[17] 應該指出的是，關於『新文明』的實現手段，雙方主張不同，張煊注重於『整理國故』，毛、傅則強調『輸入歐化』。

[18] 【劉師培致公言報】，【北京大學日刊】第341號，1919年3月24日。

[19] 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即曾建議讀者參看此前圍繞於此的四篇論戰文章，可見該文是『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延續，參閱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一集，第532頁，以下凡引此文，不再註明出處。

[20] 毛子水這種觀點，包括以下『科學的方法』與『歷史進化的眼光』等等，當然有可能原本便是受胡適的影響，但胡適在此重申，則應是受到【國故】與【新潮】之爭的觸動。

[21] 誠然胡適早在留美期間就已萌發了『造新文明』的設想，不過在新文化運動前期畢竟不見他提及，而此時重提，則應是對【國故】與【新潮】之爭的總結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