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风雅精神与君子人格（3）

礼乐文化背景下春秋士人的乡党生活

春秋社会一方面表现为礼乐文化的被僭越被曲解被破坏，同时这也是一个礼乐文化被强调被坚持被普及的特殊时代，僭越的是制度层面，普及的是精神层面。春秋士人对礼乐文化的坚持，不仅体现在对宗庙祭祀等重大政治制度的坚持，更体现为一般的日常世俗生活，立足于日常的朴素的乡党的生活。

乡党是周代基础的社会组织，乡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宗法政治单位。我们不应该用现代乡村的概念理解周代的“乡里”制度，因为周代的“乡”本质上是属于城邑属于城邦的。

乡饮酒礼与乡射礼，是乡党间重要的典礼活动，而整个活动更像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艺术的演出，其结构形式具有原始戏剧的形式特征。乡饮酒礼分为迎宾、献宾、宴宾、送宾四个组成部分，正像戏剧的序幕、发展、高潮、尾声一样，这四个组成部分也把普通乡人的世俗生活纳入艺术程序之中。整个艺术过程更像乡党间展演的一幕有长度有主题有情境的恢宏的戏剧，在发生、发展、高潮、结尾艺术地实现乡里之间其乐融融“诗可以群”的现实主题。乡饮酒礼用诗共十九首，乡射礼也以“乐射”为最高境界，乡饮、乡射的过程也是诗乐艺术介入周人世俗生活的过程。

孔子特别强调通过乡党生活建立君子的人格风范。《论语・乡党》的文字多记孔子于乡里间的日常生活形态，把神圣的道德规范付诸日常生活状态的表现。例如：记其衣着是“当暑，，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裘，黄衣狐裘”；记其饮食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g，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记其宴饮是“惟酒无量，不及乱”；记其寝坐是“席不正，不坐”“寝不尸，居不容”；记其乘车是“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乡党》一篇汇集孔子平日周旋动容与其衣服饮食之细，在日常琐屑生活中更见孔子行止之闲雅而合于礼仪规范。《乡党》的最后一节作：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钱穆先生《论语新解》以为“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当是两句逸诗，由于《乡党》文字多是孔子日常琐细言行，唯恐有“琐屑而拘泥”之嫌，于是以描述鸟儿起落时察言观色的形态起兴，引出“时哉，时哉”的人生议论，使得平凡的生活忽见诗意盎然之情趣，而没有呆板生涩之感。把礼乐精神寓于举手投足之间，将诗意人生引入寻常乡党生活，正体现出孔子歌者之风范。

不唯孔子，诗乐是周代贵族的基本修养，以诗言志，以乐赋情，是通行于周代士人间的风雅之举。《荀子・乐论》谓：“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与钟鼓相比，琴瑟是乡人通行的音乐工具，所以《礼记・曲礼》记：“大夫无故不彻悬，士无故不彻琴瑟。”金属乐器悬于架上，演奏需要诸多条件，非一般士人能力所及；而普通的乡士是要将琴瑟随身携带的。周代的城邑贵族无论是王公大夫还是乡党士人，都有良好的音乐修养，不仅平时琴瑟在身，《礼记・玉藻》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甚至是走路的脚步也要合于音乐的节奏，礼乐艺术雅化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塑造着君子的风雅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