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的風雅精神與君子人格（1）

春秋時代是因為魯國的編年體史書――【春秋】而得名的，以一部書命名一個時代，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唯一的。

春秋並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時代，但卻是歷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時代。伴隨着王綱解紐，諸侯自立，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充滿生機。春秋士人或效命於戰場，或奔走於列國，他們可以敲擊着古老的編鐘而賦詩斷章文采斐然，也可以駕駛着戰車而披堅執銳豪氣凜然，他們舉手投足講求禮儀，氣度從容，賦詩言志，唇齒留香，顯示了一個時代特有的風雅精神和君子氣韻。雅斯貝爾斯將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時代稱之為文化的『軸心時代』，春秋時代正處於這樣一個軸心時代裡，是整個『軸心時代』文化的動人心魄的一幕。

城邑文明與春秋社會的歷史土壤

春秋文化是以城邑文明為歷史土壤而生成的，春秋社會變革的核心問題是城邑文明的高度繁榮。

城邑在文化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指出：『在人類社會史的研究上，城市的初現是當做一項重要的里程碑來看待的。』英國史學家柴爾德（Prof. V. G. Childe）在【遠古文化史】一書中指出史前時代有兩次重要的革命：一次是新石器時代的工具革命，一次是城市革命，正是有了這樣的革命，人類的文明才得以延續和發揚。如果說新石器時代的工具革命標誌着人類由蒙昧進入野蠻的話，『城市革命』則標誌着人類由野蠻進入文明時代。

侯外廬等學者早就指出，商周時期的文化進步主要因為這一時期進入了『城市國家』。中國不僅有成熟的城邦文明，也有發達的城邦理論與城邦思想。【周禮】每篇都以『惟王建國，辨正方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數語起首，而這正是城邦政治的總體原則。【周禮】是以周代的京畿為中心為諸邦提供了一個典型的可供諸邦效仿的城邦模式，在中國歷史上發生了重大影響。我們不僅在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一座又一座的古城遺址，也在古代典籍里看到古代城邦的理想藍圖。雖然【周禮】不免有想象的成分，但其總體還是以現實為基礎勾勒出來的，因為古代中國畢竟有長期城邑文明發展的歷史。

春秋時代的中國進入典型的城邦時代。隨着周室東遷，諸城邦脫離了西周宗盟的束縛而紛紛自立，走向了獨立的城邦時代。

自立的城邦以前所未有的氣勢聚集着文明聚集着財富聚集着經濟與軍事實力，諸侯各城邦開疆闢土迅速形成了浪潮。【左傳・成公八年】記申公巫臣曰：『夫狡焉而思啟封疆以立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擺脫了西周盟主束縛的諸城邦不再是甘於小國寡民的舊的城邦貴族，而以一種新的主人的目光打量世界，城邦貴族的自強和自信空前高漲，他們要壯大自己城邦的力量，重建城邦國家的新格局。

【穀梁傳・襄公二十九年】謂：『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而時至春秋，諸侯不再由天子分封，其地也不足以容納其民，城邑的地位越來越凸顯出來，被煥發出來的不僅是爭霸城邦的野心，也有建設城邦的信心。一方面是原有的城邦擴大了增強了，另一方面是舊有的城邑已裝不下城邑貴族的勃勃野心，一座座新的城邑建設起來。據清人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統計，春秋時期共有都23，邑345，【春秋】與【左傳】有關築城的記載共有66處，這些記載既有舊城的修繕又有新城的建築，涉及到的城市有82座，由此可見一個以國都為中心以城邑為網絡統治着廣大鄉野的城邑文明系統已經形成。

繁榮的城邑文明是春秋風雅精神的生長的堅實的社會保證和經濟支撐。居住於城邦中的是被稱為『國人』和『君子』的城市貴族階層，他們在城市中過着遠優於鄉野的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高度發達的禮樂文明。貴族們『紫衣狐裘』（【左傳・哀公十七年】），『每食擊鐘』（【左傳・哀公十四年】），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他們的居處是『夏屋渠渠』（【詩經・秦風・權輿】），公室是『美侖美奐』（【國語・晉語八】及【禮記・檀弓下】均載）。而外交間往往舉行重大的宴享活動，他們於華屋高台間杯觥交錯，賦詩唱和，衣袂飄飄，文採風流。這與一般野人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詩經・豳風・七月】）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差別。【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記在公朝工作的工作餐竟然是『公膳日雙雞』，貴族的富庶與奢華可見一斑。離開城邑文明很難想象春秋風雅精神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