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呼喚民間儒學 走向生活才是儒學復興之路

孔子不僅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最偉大的意義,在於他打破了『學在官府』局面,開創了『私學』傳統,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教育方針。『學在官府』即貴族壟斷教育,承擔文化的傳承與創造；私學出現,將文化由宮廷解放出來,文化傳承與創造人人有責,實現了文化的全民性自覺。孔子者,乃民間儒學之宗祖也。孔子與他的學生就是最早的民間儒者。

民間儒者就是在民間講學的儒者。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老師,中國私學開創者,他的私學學校,沒有院牆,沒有籬笆,沒有門衛,更沒有高大雄偉的建築,甚至沒有固定的講堂,向社會完全開放,徹底地開門辦學。孔子有的是『仁以為己任』的承擔精神和『守死善道』的衛道、弘道意識,所缺者今日大樓之謂也。有精神而無大樓,文化可以蓬勃發展,有大樓而無精神,文化奄奄而無生氣。

由於孔子私學的民間性,孔子講學不可能有固定的場所,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大樓,沒有固定的場所,因而整個天地間無處不可以為他弘道的場所。既可『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也可寄情山水之間,指點『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人生感悟和發出『逝者如斯』的喟嘆；既可在出訪、周遊列國的旅途中,告誡學生『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也可在陳蔡絕糧之際甚至是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告訴學生『君子固窮』之志和生命存在的莊嚴。

民間講學,以道行天下為己任,因而前來聆受,不用註冊,沒有什麼升級考試,在孔門中,有富人,也有貧者；有貴族子弟,也有賤人之子；有住在國都的城裏人,也有郊野之人。他的學校向所有人敞開,不問出身,遑論貴賤?孔子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據說弟子有三千之眾,賢者也有七十之多,像顏路、顏淵父子等是窮人,子貢等是富人；仲弓、伯牛、子張等是賤人,而孟懿子、南宮敬叔是貴族之子。『有教無類』是孔子創立儒學的根本宗旨。『有教無類』決定了孔子民間儒學的本質。『有教無類』的涵義不是某些特定階層、特定集團、特定群體的人可教,而是人人可教。孔子教導人的,不是如何掙大錢、發大財、當大官,而是人如何才稱得上是人,怎樣才能算作人,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孔子告訴我們做人比發財更根本、更基礎、更富有根源性。要做人,就要修己。現實存在的每一個人都有許多不文雅、不合規矩、不合法度的東西,有許多貪慾、偏執、矯情,這些東西不合乎人道之常、人情之常,偏離了生活的常態,難道不需要『修』嗎?不需要『理』嗎?修己就是修理自己,打點自己,使自己的心態、行為由不正歸於正,這裏並沒有遠離生活常態的更高深、更玄遠的東西。修己何分階級,何分富貴貧賤,何分男女老幼,而是人人應為能為、能知可知的事情。

兩漢以下,『布衣孔子』逐漸變成了『大成至聖文宣王』,平民儒學、大眾儒學走進了廟堂,儒學官方化。自漢以後,直到民國,儒學一直充當着國家意識形態的角色。儒學由民間進入宮廷,藉助強大的國家機器尤其是教育機制和人才選拔機制,使形形色色的讀書人投入到儒家經典的學習與研究中,對於推動儒學研究與發展尤其是向周邊國家和地區傳播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儒學成為知識階層進入仕途的敲門磚之後,與大眾、與現實生活漸行漸遠,失去了原始儒家的生氣與活力。儒學越來越經院化與玄學化,由人人可學、人人可行之學越來越成為知識階層的專門之學。經師文士,或皓首窮經,尋章摘句,畢生埋頭於故紙堆中,從事着繁瑣的文字考證；或出入佛老,空談性理,儒學由民眾人倫日用的生活嚮導變為少數知識精英的文化奢侈品,儒教成為『士教』即士大夫之教,誠如維新志士譚嗣同所言,即使是『孔子廟,惟官中學中人乃得祀之』,『農夫野老,徘徊觀望於門牆之外』。『孔廟,一大勢利場也』。

幾千年來,儒學的發展越來越精英化,越來越專業化,越來越脫離大眾,越來越遠離原始儒家的精神。降至今日,經一些知識精英的打造,儒學已經淪為知識之學,與百姓的人倫日用已經毫不相干了。不過,幾千年來,與官方儒學、經院化儒學不同的鄉間儒生並沒有完全消失,至今在民間仍活躍着為數不少的民間儒者,他們承擔起儒學普及與教化大眾、化民成俗的工作。鄉間儒生是儒學大眾化的傳播者、宣傳者和實踐者,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鄉間儒生的行為示範和不懈努力,使儒家的行為方式、價值理念得以在中國民眾生活中紮根、生長,使儒學真正『草根化』。當然,儒家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在民眾中的代代傳承與其說是靠義理論說,不如說是靠世代相傳的行為模仿,而系統的理論論說與【三字經】、【弟子規】、【朱子家訓】等啟蒙讀物相比,在民眾中的影響以及在塑造國民性方面可謂相形見絀。儒家傳統在中國影響深入、廣大,但後儒的致命缺陷即將儒學視為士大夫之學,而不是大眾之學。

進入21世紀,時代需要儒學的真正回歸,需要孔子平民精神的歸來,實現儒學的大眾化、平民化、生活化、草根化。辛亥革命以後,儒學由宮廷重回民間,重回平民社會,然而,在歐風美雨的吹打下,幾經激進知識分子的打壓,孔子、儒家的形象已經被嚴重扭曲甚至被妖魔化了。雖然,康有為、陳煥章等人曾發起『立孔教為國教』的運動,試圖讓儒學重回宮廷,但由於孔教會欲對抗基督教卻生硬模仿基督教的組織形式,欲使儒學推陳出新卻力圖利用舊勢力而為新,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招致各種勢力的反覆剿殺,最後被無情地擠出了儒家的故國,棲身香港、東南亞一些華人社區。

儒學從來就不是只有少數哲學家、思想家、歷史學家才能弄懂的學問,而是人人可學、人人可懂、人人可行之學；不是書齋裏的欣賞品,而是民眾的生活嚮導,是人們的生活規範系統。時代呼喚民間儒學,需要民間儒學,要求儒學從神聖的高等學府、科研機構中掙脫出來,走向現實生活,走近平民百姓,使儒學成為百姓日用之學,成為愚夫愚婦能知能行之學。只有民眾掌握了儒學,才能真正地復興儒學!(顏炳罡,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尼山聖源書院副院長、【儒風大家】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