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与《新潮》之争述评（2）

第三，双方都承认“整理国故”的必要性。

毛子水虽确信“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不过他也承认：“照得我个人的意思，国故是应当研究的”。他并且表示：“从已有意思生出新意思来，在国故学里，亦是常有的事情”，这显然意味着对“温故知新”的肯定。[14]傅斯年则不仅将毛子水所谓“九牛一毛”的比，明确缩小为“一和百”，而且说：“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或者因为中华国故的整理的发明，‘世界的’学问界上，生一小部分新采色，……亦未可知。”尤其在他看来，“中华国故里面或者有几项可以提醒我们（Suggestion）。”[15]

对于“整理国故”的意义，张煊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彰显。他说：“学者之所孜孜以求者，未知者也，新也；其所根据以求未知与新者，已知者也，故也。……故以进化言，新者未来之称号，故者求新之根据。”这正与毛子水“温故知新”之意相合。他还进一步比喻论述道：“收拾国故之材料者，犹之拾败布之工人；整理国故，犹之退败布各种色彩污秽之化学工作，虽非亲自造纸之人，而其有功于造纸，则与造纸工人正等”。

此后，毛子水虽在《订误》一文中仍断言：“倘若我们把国故整理起来，世界的学术界亦许得着一点好处，不过一定是没有多大的，……就世界所有的学术看起来，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但是，他也肯定：“国故有研究的价值”，并不无认可地说：“国故也有国故的好处，我们当然不可绝对的蔑视他。凡是绝对的蔑视国故的人，就是没有方隅的眼光。我们要评论一种学术的价值，要具世界的眼光，亦要具方隅的眼光。”

至于胡适，则更明确指出：“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16]他甚至批评毛子水：“你的主张，也有太偏的地方。……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由此出发，胡适认为：“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

第四，双方都具有“再造文明”的潜在目标。

毛子水曾明言：“现在我们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吸收欧洲现代确有价值的学术，一来医治我们学术思想上的痼疾，二来造成一个能够和欧化‘并驾齐驱’的‘国新’。”傅斯年也说：“我们若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点新事物），不当保存国粹。”此处二人所谓“造成国新”与“创造国粹”，当然代表了他们内心中的某种目标。

有意思的是，张煊也表示：“吾人之研究国故，非为保存败布，实欲制造新纸。……造纸工业不当止于收拾败布及退其色耳。……收拾国故与输入欧化，皆为拾败布收破纸之事业，虽俱有功于造纸，而其非即造纸则一。”这番言词明显流露出他对所谓“新文明”的孜孜以求。[17]

由此可见，在某些方面，双方的观念实际上相当接近。刘师培即澄清说：“《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18]

今天看来，这场论争的意义正在于：双方经过激烈的交锋，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拓展了再思考的空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自发地萌芽了某种“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意识，而这对胡适显然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和启发。正是在此基础上，胡适经由自觉总结，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