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故】與【新潮】之爭述評（2）

第三，雙方都承認『整理國故』的必要性。

毛子水雖確信『國故在今日世界學術上，占不了什麼重要的位置』，不過他也承認：『照得我個人的意思，國故是應當研究的』。他並且表示：『從已有意思生出新意思來，在國故學裏，亦是常有的事情』，這顯然意味着對『溫故知新』的肯定。[14]傅斯年則不僅將毛子水所謂『九牛一毛』的比，明確縮小為『一和百』，而且說：『把我中國已往的學術、政治、社會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統的事物來，不特有益於中國學問界，或者有補於「世界的」科學。中國是個很長的歷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華國故在「世界的」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言語學等等的材料上，佔個重要的部分。或者因為中華國故的整理的發明，「世界的」學問界上，生一小部分新采色，……亦未可知。』尤其在他看來，『中華國故裏面或者有幾項可以提醒我們（Suggestion）。』[15]

對於『整理國故』的意義，張煊更是不遺餘力地予以彰顯。他說：『學者之所孜孜以求者，未知者也，新也；其所根據以求未知與新者，已知者也，故也。……故以進化言，新者未來之稱號，故者求新之根據。』這正與毛子水『溫故知新』之意相合。他還進一步比喻論述道：『收拾國故之材料者，猶之拾敗布之工人；整理國故，猶之退敗布各種色彩污穢之化學工作，雖非親自造紙之人，而其有功於造紙，則與造紙工人正等』。

此後，毛子水雖在【訂誤】一文中仍斷言：『倘若我們把國故整理起來，世界的學術界亦許得着一點好處，不過一定是沒有多大的，……就世界所有的學術看起來，比國故更有用的有許多，比國故更要緊的亦有許多』。但是，他也肯定：『國故有研究的價值』，並不無認可地說：『國故也有國故的好處，我們當然不可絕對的蔑視他。凡是絕對的蔑視國故的人，就是沒有方隅的眼光。我們要評論一種學術的價值，要具世界的眼光，亦要具方隅的眼光。』

至於胡適，則更明確指出：『現在整理國故的必要，實在很多。』[16]他甚至批評毛子水：『你的主張，也有太偏的地方。……我以為我們做學問不當先存這個狹義的功利觀念。……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由此出發，胡適認為：『我們應該盡力指導「國故家」用科學的研究法去做國故的研究，不當先存一個「有用無用」的成見，致生出許多無謂的意見。』

第四，雙方都具有『再造文明』的潛在目標。

毛子水曾明言：『現在我們中國人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吸收歐洲現代確有價值的學術，一來醫治我們學術思想上的痼疾，二來造成一個能夠和歐化「並駕齊驅」的「國新」。』傅斯年也說：『我們若要做古人的肖子，也當創造國粹，（就是我們自己發明點新事物），不當保存國粹。』此處二人所謂『造成國新』與『創造國粹』，當然代表了他們內心中的某種目標。

有意思的是，張煊也表示：『吾人之研究國故，非為保存敗布，實欲製造新紙。……造紙工業不當止於收拾敗布及退其色耳。……收拾國故與輸入歐化，皆為拾敗布收破紙之事業，雖俱有功於造紙，而其非即造紙則一。』這番言詞明顯流露出他對所謂『新文明』的孜孜以求。[17]

由此可見，在某些方面，雙方的觀念實際上相當接近。劉師培即澄清說：『【國故】月刊由文科學員發起，雖以保存國粹為宗旨，亦非與【新潮】諸雜誌互相爭辯也。』[18]

今天看來，這場論爭的意義正在於：雙方經過激烈的交鋒，提出了不少新的問題，拓展了再思考的空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自發地萌芽了某種『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意識，而這對胡適顯然產生了很大的觸動和啟發。正是在此基礎上，胡適經由自覺總結，撰寫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