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释：
[1]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3年3月18日），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3] 胡适：《庐山游记》后记（1928年4月20日），《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36页。 [4]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997页。 [5] 梁漱溟：《略谈胡适之》（1987年4月12日），朱文华编《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页。 [6]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12页。 [7]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他还尖锐批评胡适：“胡适之先生求学时期，虽然受了浦斯格和杜威等人的影响，他的‘治学方法’则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同上，第133页。 [8] 胡适：《致雷海宗、田培林》（1944年7月17日），转引自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9]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1936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5页。 [10] 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1930年6月3日），《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11] 关于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设置，胡适在1934年2月14日的日记中曾承认：“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不过，他这一反省并未能扭转当时所盛行的风气。 [12]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48年12月22日条，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2页。 [13]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5页。 [14] 傅斯年就提出：“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181页。 [15]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1962年1月11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16]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甚至严厉地批评说：“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17] 牟润孙：《记所见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下篇），《思想与时代》第118期，1963年。 [1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选集》，第183页。 [19]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20页。 [20] 郭沫若便承认顾颉刚一系列的古史辨伪“的确是个卓识。……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郭沫若：《评<古史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第六节》，1940年2月，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63页）。钱穆也说：“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0页。 [21] 余英时即曾提出：“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顾潮编《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42页。 [22] 白寿彝先生就认为顾颉刚“考辨古史，推倒经学偶像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白寿彝：《悼念顾颉刚先生》，《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3] 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枣下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页。 [24]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尹达也曾说顾颉刚“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后记”，《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5]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39页。 [26] 关于对传统文化抱有“敬意”，民国学术界时有提倡。梁启超即倡言：“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欧游心影录》，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3页）。钱穆后来在《国史大纲》中更提出：“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27] 胡绳就曾指出“古史辨”的辨伪，“在许多地方，史料（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和历史（古代历史本身）是被混淆起来了”；他认为：“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因而不能“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学上的个别结论夸大为历史学上的根本问题”，《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枣下论丛》（增订本），第145页。 [2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29] 其实，究竟何为“伪书”，也缺乏一个明确标准。李学勤即曾列举了古书在产生和流传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十种情况，即佚失无存，名存实亡，为今本一致，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他因此说：“对古书形成和流传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大多数我国古代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对古书的反思》，《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30] 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1921年6月9日），《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5页。 来源：国学文化 |
扫一扫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