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釋：
[1] [美]托馬斯・庫恩著，金吾倫、胡新和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2]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83年3月18日），歐陽哲生選編【解析胡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頁。 [3] 胡適：【廬山遊記】後記（1928年4月20日），【胡適文存】三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136頁。 [4]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6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版，第1997頁。 [5] 梁漱溟：【略談胡適之】（1987年4月12日），朱文華編【自由之師――名人筆下的胡適胡適筆下的名人】，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頁。 [6]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12頁。 [7]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頁。他還尖銳批評胡適：『胡適之先生求學時期，雖然受了浦斯格和杜威等人的影響，他的「治學方法」則只是集中西「傳統」方法之大成。他始終沒有跳出中國「乾嘉學派」和西洋中古僧侶所搞的「聖經學」(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同上，第133頁。 [8] 胡適：【致雷海宗、田培林】（1944年7月17日），轉引自朱文華：【胡適評傳】，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頁。 [9] 周予同：【治經與治史】（1936年），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5頁。 [10] 梁漱溟：【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1930年6月3日），【胡適文存】四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322－323頁。 [11] 關於大學國文系的課程設置，胡適在1934年2月14日的日記中曾承認：『北大國文系偏重考古，……大學之中國文學系當兼顧到三方面：歷史的；欣賞與批評的；創作的』（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6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頁）。不過，他這一反省並未能扭轉當時所盛行的風氣。 [12]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1948年12月22日條，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42頁。 [13]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95頁。 [14] 傅斯年就提出：『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着一大段，把他們聯絡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可能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於材料的態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使他發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璽等編【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181頁。 [15] 李濟：【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1962年1月11日），【考古瑣談】，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頁。 [16] 法國年鑑學派代表人物布洛赫甚至嚴厲地批評說：『由於沒有明確的目標，人們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奧冷僻無關緊要的問題上做文章，不冷不熱的博學遊戲無非是虛擲光陰，把手段當目的，為考據而考據簡直是在浪費精力。』[法]馬克・布洛赫著，張和聲、程郁譯【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頁。 [17] 牟潤孫：【記所見二十五年來史學著作】（下篇），【思想與時代】第118期，1963年。 [18]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選集】，第183頁。 [19] [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第320頁。 [20] 郭沫若便承認顧頡剛一系列的古史辨偽『的確是個卓識。……在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被他道破了』（郭沫若：【評<古史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三版書後第六節】，1940年2月，呂思勉、童書業編【古史辨】第7冊下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63頁）。錢穆也說：『若胡適之、顧頡剛、錢玄同諸家，雖建立未遑，而破棄陳說，駁擊舊傳，確有見地。』錢穆：【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30頁。 [21] 余英時即曾提出：『我們不能不承認顧先生是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余英時：【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顧潮編【顧頡剛學記】，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41－42頁。 [22] 白壽彝先生就認為顧頡剛『考辨古史，推倒經學偶像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支流。』白壽彝：【悼念顧頡剛先生】，【歷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3] 胡繩：【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棗下論叢】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頁。 [24]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頁。尹達也曾說顧頡剛『否定了這些作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這一來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義』，楊向奎：【論『古史辨派』】『後記』，【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 [25]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第39頁。 [26] 關於對傳統文化抱有『敬意』，民國學術界時有提倡。梁啓超即倡言：『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歐遊心影錄】，李華興、吳嘉勛編【梁啓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3頁）。錢穆後來在【國史大綱】中更提出：『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頁。 [27] 胡繩就曾指出『古史辨』的辨偽，『在許多地方，史料（記載古代歷史的文獻）和歷史（古代歷史本身）是被混淆起來了』；他認為：『所謂「古史辨」的工作本是從辨偽開始，乃是一種史料考訂工作』，因而不能『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學上的個別結論誇大為歷史學上的根本問題』，【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棗下論叢】（增訂本），第145頁。 [28]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與古史辨】，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頁。 [29] 其實，究竟何為『偽書』，也缺乏一個明確標準。李學勤即曾列舉了古書在產生和流傳過程中值得注意的十種情況，即佚失無存，名存實亡，為今本一致，後人增廣，後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卷，篇章單行，異本並存，改換文字。他因此說：『對古書形成和流傳的新認識，使我們知道，大多數我國古代典籍是很難用「真」、「偽」二字來判斷的。』【對古書的反思】，【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頁。 [30] 顧頡剛：【自述整理中國歷史意見書】（1921年6月9日），【古史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35頁。 來源：國學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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