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4)

张荫麟此论一出，很快获得了不少响应。1928年，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登载了一篇署名“绍来”、题为《整理古史应注意之条件――质顾颉刚的<古史辨>》的文章。作者在该文中严厉批评顾颉刚“专就《诗》《书》求证，已不免偏狭”，“此种毛病，在消极的否定的方面，尤其显著；因为假如说，凡《诗经》上不见的便不是战国以前的事，须具两个条件：（一）《诗经》是战国以前唯一的书籍，（二）《诗经》记载一切――至少是大半――古代史实。但是《诗经》不是战国以前唯一的书籍，也不能记载所有战国以前的史实呀！……因为战国以前的书决不止《诗经》、《尚书》（《尧典》《皋陶谟》在外），不能因此便推定尧舜是后人假造的呀！”[46]

1930年，梁园东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一文。在此文中，他同样也针对“古史辨派”的“默证法”强调：“绝不应只因为他所说的某时历史，不见于某时记载，就都认为是他的假造，是骗人的，这个‘辨伪的方法’，就离开历史的研究十万八千里了！”[47]

此后，徐旭生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时，也指出“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偏颇，“主要的就是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这种方法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48]

与此同时，“史学二陈”也分别对“默证法”提出了批评。据周祖谟回顾，陈垣常对学生宣讲，判断要审慎，如研究讨论一事，在证据不足时，决不可妄下断语，要把“未见”与“未有”分别清楚，不能将“未见”误为“未有”。[49]而据罗香林回忆，陈寅恪也曾对他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50]

总之，“古史辨派”的辨伪，无论是在范围和内容，还是理论与方法上，都带有很大的偏颇。同时也正因此，一度相当兴盛的疑古思潮开始逐渐消退。胡适在1933年便说：“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51]次年，他更是通过撰写《说儒》一文，对旧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的一些具体观点，做了较大修正。[52]对此，有论者即指出：《说儒》的出现是民国以来疑古风潮的一个大转变，“不但是胡适自己宣告脱离这股疑古的风潮，也是为整个疑古风潮的终止做了预先的宣告”。[53]

至于作为“古史辨派”灵魂人物的顾颉刚与钱玄同，他们二人在此期间的观点也有较大的转变。钱穆就观察到：顾颉刚在抗战时期主持齐鲁大学时，“实有另辟蹊径，重起垆灶之用心”；他还曾回忆：“闻钱玄同临亡，在病床亦有治学迷途之叹云。”[54]柳存仁在1940年10月所撰的《纪念钱玄同先生》一文中，更是针对“古史辨派”这种转变，系统总结说：“自从钱先生和其他的‘辨伪’的学者们的努力提倡研究古史以来，十余年间，古史的研究，因着参加者的进行方法和实际工作的不同，已经转变过好几次了，转变的途径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们最初都是疑古的，由疑古进而释古，又由释古进而考古。”[55]显然，这一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意味着“走出疑古时代”的开端。

综上所述，由于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整理国故运动”在建立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失。1922年8月28日，胡适曾在日记中感慨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56]此处所谓“半新半旧”，说明胡适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缺陷及其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承担的过渡角色，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而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无疑更是值得我们今天加以深刻的思考和总结。(作者：卢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