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民國時期『整理國故運動』的缺失(4)

張蔭麟此論一出，很快獲得了不少響應。1928年，天津【益世報・學術周刊】登載了一篇署名『紹來』、題爲【整理古史應注意之條件――質顧頡剛的<古史辨>】的文章。作者在該文中嚴厲批評顧頡剛『專就【詩】【書】求證，已不免偏狹』，『此種毛病，在消極的否定的方面，尤其顯著；因爲假如說，凡【詩經】上不見的便不是戰國以前的事，須具兩個條件：（一）【詩經】是戰國以前唯一的書籍，（二）【詩經】記載一切――至少是大半――古代史實。但是【詩經】不是戰國以前唯一的書籍，也不能記載所有戰國以前的史實呀！……因爲戰國以前的書決不止【詩經】、【尚書】（【堯典】【皋陶謨】在外），不能因此便推定堯舜是後人假造的呀！』[46]

1930年，梁園東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一文。在此文中，他同樣也針對『古史辨派』的『默證法』強調：『絕不應只因爲他所說的某時歷史，不見於某時記載，就都認爲是他的假造，是騙人的，這個「辨偽的方法」，就離開歷史的研究十萬八千里了！』[47]

此後，徐旭生撰寫【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時，也指出『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偏頗，『主要的就是太無限度地使用默證。這種方法就是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極端疑古學派的工作人對於載籍湮滅極多的時代，卻廣泛地使用默證，結果如何，可以預料』。[48]

與此同時，『史學二陳』也分別對『默證法』提出了批評。據周祖謨回顧，陳垣常對學生宣講，判斷要審慎，如研究討論一事，在證據不足時，決不可妄下斷語，要把『未見』與『未有』分別清楚，不能將『未見』誤爲『未有』。[49]而據羅香林回憶，陳寅恪也曾對他說：『凡前人對歷史發展所流傳下來的記載或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爲「有」，則比較容易；因爲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爲「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爲「無」，則委實不易，千萬要小心從事。因爲如你只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的；因爲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全查過了，安知尚有地下未發現或將發現的資料仍可證明其非「無」呢？』[50]

總之，『古史辨派』的辨偽，無論是在範圍和內容，還是理論與方法上，都帶有很大的偏頗。同時也正因此，一度相當興盛的疑古思潮開始逐漸消退。胡適在1933年便說：『懷疑的態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證據不充分時肯展緩判斷（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氣度是更值得提倡的。』[51]次年，他更是通過撰寫【說儒】一文，對舊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的一些具體觀點，做了較大修正。[52]對此，有論者即指出：【說儒】的出現是民國以來疑古風潮的一個大轉變，『不但是胡適自己宣告脫離這股疑古的風潮，也是爲整個疑古風潮的終止做了預先的宣告』。[53]

至於作爲『古史辨派』靈魂人物的顧頡剛與錢玄同，他們二人在此期間的觀點也有較大的轉變。錢穆就觀察到：顧頡剛在抗戰時期主持齊魯大學時，『實有另闢蹊徑，重起壚灶之用心』；他還曾回憶：『聞錢玄同臨亡，在病床亦有治學迷途之嘆雲。』[54]柳存仁在1940年10月所撰的【紀念錢玄同先生】一文中，更是針對『古史辨派』這種轉變，系統總結說：『自從錢先生和其他的「辨偽」的學者們的努力提倡研究古史以來，十餘年間，古史的研究，因著參加者的進行方法和實際工作的不同，已經轉變過好幾次了，轉變的途徑是很自然的，就是，我們最初都是疑古的，由疑古進而釋古，又由釋古進而考古。』[55]顯然，這一反思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意味著『走出疑古時代』的開端。

綜上所述，由於考據史學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頗，『整理國故運動』在建立中國現代學術新範式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些嚴重的缺失。1922年8月28日，胡適曾在日記中感慨說：『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啓超和我們幾個人。』[56]此處所謂『半新半舊』，說明胡適對『整理國故運動』的缺陷及其在中國現代學術轉型中承擔的過渡角色，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而這其中所反映出來的諸多問題，無疑更是值得我們今天加以深刻的思考和總結。(作者：盧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