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3)

不可否认，鉴于“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28]因此伪书既然为“伪”，[29]其所记载的历史当然也值得怀疑。不过，这种怀疑还需要进一步详加考辨，并不直接意味着“伪书”中的历史就一定是“伪史”。但顾颉刚却径直断言：“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30]概言之，“伪书”中记载的历史皆是“伪史”。[31]客观来看，这一结论显然断之过勇，[32]以至于当时便有一些学者辩驳：“判定‘古史’的真伪，只是依赖古书的真伪，这就算是‘史学方法’么？……‘真书’、‘伪书’，那能和‘真史’、‘伪史’的观念相混！”[33]

其次，由于“古史辨派”曾经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从而一度造成了古史的空白。

众所周知，在上古时代尤其是文字发明以前，人们不得不依靠口耳相传来载记历史。在这些传说中，固然有不少以讹传讹的“神话”，但是也包含了许多真实的史料，因此有必要通过详细考辨，将它们加以具体的区分。然而，“古史辨派”却将古史“传说”混同于“神话”，认为皆是“有意造伪”而成，这就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古史的空白。

从当时学术界对于“古史辨派”的批评来看，有很大一部分的批评意见正是针对“古史辨派”这一偏颇而发。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就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34]徐旭生也指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35]他并批评“古史辨派”说：“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愿去分辨。”[36]此外，钱穆也提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他并且还进一步分辨说：“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以其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37]

或许正是由于受到了上述批评，“古史辨派”也不得不加以了深刻反思。[38]1935年，顾颉刚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便说：“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39]相比此前的一概否定，他这种观点显然有所改变。而杨宽更是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一文中，对中国古史的传说进行了系统的讨论，甚至提出了一种“民族神话史观”，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出于各民族的神话，是自然演变成的，不是有什么人在那里有意作伪”。[40]对于这一见解，童书业也呼应说：“我们知道：古史传说固然一大部分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41]不难看出，“古史辨派”后期对古史传说的看法发生了很大转变，而这种反思恰恰映衬出了原来观点的偏颇。

第二，在辨伪的理论与方法上，“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罅漏。

首先，从理论前提来看，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正是建立在崔述所谓“是何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这一质疑的基础之上。[42]这也就是说，“层累说”认为“所闻宜略”的后人不可能比前人知道更详细的古史；如果“反益详”，那就一定是“造伪”。显而易见，这一理论前提完全排除了后人可以掌握比前人更多史料的可能性，未免太过于武断。[43]其实，“世益远”而其所闻“反益详”的情形，在世界历史上往往屡见不鲜。即以《老子》一书为例，魏晋时人仅得见王弼注本与河上公注本，而北齐武平间开项羽之妾冢，便获已佚之《老子》抄本，当时寇谦之也得安丘望本，仇狱又有所传河上丈人本。至唐初，傅奕遂据此数种版本，校订成《老子古本篇》，其中对《老子》原貌的了解，无疑较此前更为全面。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又发现汉初帛书《老子》甲、乙本，近人据此对《老子》一书的成书过程，更有了新的认识。又如，古代埃及虽拥有悠久的文明史，但由于历经劫难，特别是因为其象形文字已成为一种死文字，不再使用，也无人能辨识，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埃及的古代文明知之甚少。而到了近代，通过众多学者对象形文字的释读，这种状况则发生了明显改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基本重建了埃及史。[44]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它们都论证了在历史研究方面，后人完全有可能通过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获得比前人更多更新的认识，而这显然也说明了“层累说”理论前提的偏颇。

其次，“古史辨派”由于在辨伪方法上，过多地运用了“默证法”，从而直接导致了某些结论的不当。

1925年4月，张荫麟在《学衡》上发表了《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敏锐指出顾颉刚的研究方法犯了无限度地使用“默证”的错误。所谓“默证”，他解释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他还阐明：“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他同时还引述法国历史学家色诺波的话说：“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是以默证方法之应用，限于少数界限极清楚之情形：（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象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而在他看来，顾颉刚仅据《诗经》、《尚书》中没有记载尧、舜的事迹，便轻率断定“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此种推论，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