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民國時期『整理國故運動』的缺失(3)

不可否認，鑑於『有許多偽史是用偽書作基礎的』，[28]因此偽書既然為『偽』，[29]其所記載的歷史當然也值得懷疑。不過，這種懷疑還需要進一步詳加考辨，並不直接意味着『偽書』中的歷史就一定是『偽史』。但顧頡剛卻徑直斷言：『因為偽書上的事實自是全偽，只要把書的偽跡考定，便使根據了偽書而成立的歷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點。』[30]概言之，『偽書』中記載的歷史皆是『偽史』。[31]客觀來看，這一結論顯然斷之過勇，[32]以至於當時便有一些學者辯駁：『判定「古史」的真偽，只是依賴古書的真偽，這就算是「史學方法」麼？……「真書」、「偽書」，那能和「真史」、「偽史」的觀念相混！』[33]

其次，由於『古史辨派』曾經完全否定了古史『傳說』的可靠性，從而一度造成了古史的空白。

眾所周知，在上古時代尤其是文字發明以前，人們不得不依靠口耳相傳來載記歷史。在這些傳說中，固然有不少以訛傳訛的『神話』，但是也包含了許多真實的史料，因此有必要通過詳細考辨，將它們加以具體的區分。然而，『古史辨派』卻將古史『傳說』混同於『神話』，認為皆是『有意造偽』而成，這就完全否定了古史『傳說』的可靠性，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古史的空白。

從當時學術界對於『古史辨派』的批評來看，有很大一部分的批評意見正是針對『古史辨派』這一偏頗而發。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就說：『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34]徐旭生也指出：『傳說與神話是很相鄰近卻互有分別的兩種事情，不能混為一談，……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面的質素、核心，並不是向壁虛造的。』[35]他並批評『古史辨派』說：『他們對於摻雜神話的傳說和純粹神話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願去分辨。』[36]此外，錢穆也提出：『各民族最先歷史無不從追記而來，故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若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即無從說起。』他並且還進一步分辨說：『假造亦與傳說不同，如後起史書整段的記載與描寫，或可出於假造，……其散見各書之零文短語，則多系往古傳說，非出後世一人或一派所偽造（以其流傳普遍，如舜與禹其人等）。』[37]

或許正是由於受到了上述批評，『古史辨派』也不得不加以了深刻反思。[38]1935年，顧頡剛在【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一文中便說：『傳說有真的，也有假的。』[39]相比此前的一概否定，他這種觀點顯然有所改變。而楊寬更是在【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文中，對中國古史的傳說進行了系統的討論，甚至提出了一種『民族神話史觀』，認為『夏以前的古史傳說全出於各民族的神話，是自然演變成的，不是有什麼人在那裏有意作偽』。[40]對於這一見解，童書業也呼應說：『我們知道：古史傳說固然一大部分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41]不難看出，『古史辨派』後期對古史傳說的看法發生了很大轉變，而這種反思恰恰映襯出了原來觀點的偏頗。

第二，在辨偽的理論與方法上，『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也存在着嚴重的罅漏。

首先，從理論前提來看，顧頡剛提出的『層累說』，正是建立在崔述所謂『是何世益遠，其所聞宜略而反益詳』這一質疑的基礎之上。[42]這也就是說，『層累說』認為『所聞宜略』的後人不可能比前人知道更詳細的古史；如果『反益詳』，那就一定是『造偽』。顯而易見，這一理論前提完全排除了後人可以掌握比前人更多史料的可能性，未免太過於武斷。[43]其實，『世益遠』而其所聞『反益詳』的情形，在世界歷史上往往屢見不鮮。即以【老子】一書為例，魏晉時人僅得見王弼注本與河上公注本，而北齊武平間開項羽之妾冢，便獲已佚之【老子】抄本，當時寇謙之也得安丘望本，仇獄又有所傳河上丈人本。至唐初，傅奕遂據此數種版本，校訂成【老子古本篇】，其中對【老子】原貌的了解，無疑較此前更為全面。而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又發現漢初帛書【老子】甲、乙本，近人據此對【老子】一書的成書過程，更有了新的認識。又如，古代埃及雖擁有悠久的文明史，但由於歷經劫難，特別是因為其象形文字已成為一種死文字，不再使用，也無人能辨識，所以長期以來，人們對埃及的古代文明知之甚少。而到了近代，通過眾多學者對象形文字的釋讀，這種狀況則發生了明顯改觀，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基本重建了埃及史。[44]諸如此類的事例還有很多，它們都論證了在歷史研究方面，後人完全有可能通過新史料的發現和運用，獲得比前人更多更新的認識，而這顯然也說明了『層累說』理論前提的偏頗。

其次，『古史辨派』由於在辨偽方法上，過多地運用了『默證法』，從而直接導致了某些結論的不當。

1925年4月，張蔭麟在【學衡】上發表了【評近人顧頡剛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敏銳指出顧頡剛的研究方法犯了無限度地使用『默證』的錯誤。所謂『默證』，他解釋說：『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他還闡明：『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吾觀顧氏之論證法幾盡用默證，而什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他同時還引述法國歷史學家色諾波的話說：『現存之載籍無某事之稱述，此猶未足為證也，更須從來未嘗有之。倘若載籍有湮滅，則無結論可得矣。故於載籍湮滅愈多之時代，默證愈當少用。……是以默證方法之應用，限於少數界限極清楚之情形：（一）未稱述某事之載籍，其作者立意將此類之事實為有統系之記述，而於所有此類事皆習知之。……（二）某事跡足以影響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當入於作者之觀念中。』而在他看來，顧頡剛僅據【詩經】、【尚書】中沒有記載堯、舜的事跡，便輕率斷定『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是無疑義的』，『此種推論，完全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