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民國時期『整理國故運動』的缺失(2)

其一，因為片面強調考據，導致了許多大學國文系課程明顯偏重於訓詁考據，而忽略了對文學本身的鑑賞。[11]浦江清在1948年便曾針對清華國文系的課程設置狀況評論說：『照目下情形，中文系同學認為中國文學系課程中國太多，文學太少。就是說近於國學系，而非文學系。他們不喜歡訓詁、考據，而他們所謂文學的觀念乃是五四以後新文學的觀念，對於古文學也很隔膜。為愛好文藝而進中國文學系，乃至弄到觸處是訓詁、考據，不免有「誤入」的感覺，簡直可以說是受騙。』[12]

其二，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樣，『實證主義在它那工作的這一方面所留給近代歷史編纂學的遺產，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問題和空前的無力處理大型問題這二者的一種結合』。[13]確實，由於過於注重史料的整理，反對疏通與推論，『整理國故運動』在某些缺乏史料的問題上，難免顯得無能為力。譬如，史語所雖在考古發掘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但是畢竟無法將中國上古史的原貌重新完全復原，而它又向來以所謂『存而不補、證而不疏』相標榜，[14]以至於長期以來，一部完整的中國上古史始終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李濟晚年就曾反思說：『歷史學家在這一方面，就不能不用些想像的力量。說得簡單一些，一個歷史學家，不但應該根據科學的事實寫歷史，同時也應該用文學的手段寫歷史。……因此，我個人的意見，覺得要預備寫一部中國上古史，我們不但要參照鐵的事實，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15]

其三，因為僅僅局限於考據，『整理國故運動』實際上只是以史料的考訂整理為主，屬於微觀史學的範疇，它欠缺宏觀上整體駕馭的能力，更不可能進行高層次的歷史哲學思辨，這就很難達到其所謂『重新估定一些價值』的目的。[16]關於這一點，牟潤孫曾經十分尖銳地針砭說：『綜觀此一時期之史學，當其初也，沿襲五四以來之積習，仍多以考據為專業，而偏重材料。……治史者咸致力於尋求罕見之典籍文物，苟有所獲，則不問事之巨細，題之輕重，旁征廣引、附會渲染以為文章。……今日史學之衰，在於舍義而言事，抑今之治史者，又往往以追尋瑣屑之事為務，誠所謂未聞大道也。』[17]

尤其值得我們今天思考的是，在『整理國故運動』中，以史語所為代表的一些機構與團體，十分強調史學的自然科學化，甚至還為此提出了『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的口號。[18]這一方面，固然大大增強了史學研究的科學色彩；但另一方面，這種將史學徑直等同於自然科學的做法究竟是否妥當，則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客觀來看，在史學研究中，引進或借鑑自然科學的一些工具和方法，無疑有助於我們收集與分析史料；不過，作為史學的研究對象，歷史本身是既往已逝的，不可直接觀察和重複實驗，這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可供直接觀察和反覆實驗，無疑有着明顯的差異，從而也由此決定了這兩種學科的不同特點。因此，如果簡單地將史學研究視為自然科學的一種，顯然並不合適。而在柯林武德看來，這種看法則『不僅是一種瘟疫性的錯誤，而且對歷史思想本身也是一種經常的危險』。[19]

二、疑古思潮的偏頗

除了考據史學的局限之外，『整理國故運動』的缺失還反映在疑古思潮的偏頗上。

毋庸置疑，由『古史辨運動』所激起的疑古思潮打破了傳統的古史觀念，揭示了舊有古史體系的不可信，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可謂鑿破鴻蒙、廓清迷霧，給長期處於凝固封閉狀態的古史研究領域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極大推動了古史研究的進展[20]和中國史學的現代轉型，[21]同時也積極配合了當時反封建、反迷信的思想解放潮流的發展。[22]胡繩就曾評價說：『我以為，在一九二五年左右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的名義下進行的一些工作是不應當被抹煞的，在這些工作中表現着的所謂「疑古」精神是當時的反封建思潮的一個側面。』[23]李學勤也客觀指出：『由中國當時的思想史來考察，疑古思潮肯定是有積極進步的意義的，因為這一思潮的興起，有利於衝決封建思想的網羅，和後來「打倒孔家店」也有聯繫，是起了進步作用的，應給以充分的肯定。』[24]

不過，正如李學勤所同時提出，『我們今天加以回顧，也有必要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處，就是說，對於古史，對於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過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歷史文化的空白。』[25]的確，由於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缺乏必要的『敬意』，[26]『古史辨運動』也存在着不少的偏頗。

第一，在辨偽的範圍和內容上，『古史辨派』陷入了很大的誤區。

首先，『古史辨派』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辨偽書』與『辨偽史』之間的界限。[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