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與吃飯 高楊:你曾說,『任何一個人的精神活動,離不開吃飯這個事實。』文人一談錢,一談私慾,就要受到攻擊。也有些人,假借文學之名經營自己的名利,對這兩種情況你怎麼看? 李敬澤:文學教給我們的一個基本品質,就是反對形而上學,不要僅僅從概念上理解世界。我們要通過文學保持對人和世界的豐富性、複雜性的感受力。 有些人自己很擰巴、很複雜,但看別人就非黑即白。文人怎麼就不能跟別人談版稅、談印數啊?輪到他出書,他難道不談嗎?人的生活是多向度的,在寫作的時候是個作家;談戀愛的時候,是個男人;對付孩子的時候,是個父親;上班的時候,是領導或者是個下級。由於這些複雜向度,我們自身的矛盾是一定存在的,並且是很正常的。你不能要求說,他在文章中金剛怒目,見了他爸他媽,也一樣金剛怒目,那他不是一個神經病嗎? 每個人自覺不自覺的都是這樣的。指責別人的時候,我們忘了自己其實跟被指責者一樣。我們要求別人高度自治,我們自己經常不自治。一方面努力自治,一方面矛盾糾結,這就是人類的基本境遇。人類的偉大精神導師們,孔子、耶穌、釋迦牟尼,他們的偉大之處,不是告訴人類什麼是好的,什麼是高尚的,而在於他們都承認人類本來就有弱點,然後,他們指出,如何帶着這些弱點、以這具肉身,去追求高尚。所以,對人責之太嚴,那也不是什麼優秀品質,那叫刻薄,實際上是拿着人類的弱點去否定人有追求高尚生活的可能,那結論就是,你反正也是有狐狸尾巴的,我也有,算了,我們都別裝了。(笑) 高楊:中國文人都很窮,你也挺同情他們的。 李敬澤:什麼叫我很同情,我也不是富人(大笑)。 高楊:當然文人的收入也不能跟房地產商比,但文人所從事的工作,是不是對這個社會的意義和價值更大? 李敬澤:你這就是佛家說的差別心、比較心。讓人心裏不平衡不舒服的常常不在自己有多少,而在於鄰居有多少、在於比較,比如你非要拿文人跟房地產商比。杜甫很想做房地產,不過他要建的是保障房:『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也很有意義和價值。 生活的確不是完全靠錢來衡量的,對文人來說是這樣,對別的人也是這樣。除了錢帶來的一切之外,我們還需要尊嚴感、歸屬感、安全感、公平感、『有意思感』等,這些感受多少和錢有關,但也不是有錢就能買到的,這屬於生活意義,和錢一起決定着我們幸福還是不幸福。客觀地說,這個社會大部分人的錢都比以前多了,但很多人嚴重地缺乏幸福感,有錢的人也焦慮擰巴。如果你抱着一個信念:我不騙人家,別人也在騙我,那我乾脆也去騙人。如果我們把相互的關係搞成這樣,就算賺多少錢,也依然是不幸福。 所以,收入低不是什麼好事,窮也不是什麼好事,但是,我們會在構成幸福的諸種意義中做出權衡和選擇。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就是做了一個選擇。這絕不是說陶淵明恨五斗米,對於陶淵明來說,五擔米才好呢!但,如果讓他用尊嚴來交換,那他肯定還是選擇『不折腰』。(高楊) 來源:中國文化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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