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第三册有望年内发布 收入西周两种重要诗篇 (2)

王国维先生指出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其实是根据他自己在研究甲骨、金文以及简牍等方面的经验体会，敏锐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途径。具体说来，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简言之，就是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所以“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出土，无疑为今世学人提供了“新发现”，这恰恰是我感到激动，并以之作为标题的原因。王国维先生首创并大力倡导的这一“二重证据法”，为出土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文汇报：清华简的第一、第二辑整理报告都已经向学术界公布，作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整理研究团队的领衔科学家，请您介绍一下清华简为“新学问起”带来了哪些新发现。

李学勤：王国维先生在演讲最初提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后，列举了“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孔壁中书，是为西汉前期在山东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这些书籍应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16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古文尚书》。有关今古文《尚书》的争辩，自西汉晚年至今仍未定论，孔壁中书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

汲冢竹书，则是西晋初在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中发现的竹简书籍，时间约为公元3世纪西晋咸宁五年。竹简上献朝廷，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其中一部史书被定名《纪年》，即著名的《竹书纪年》。惜自唐代后散佚，现已无全书，仅零碎佚文传世。王国维所讲此二项“最大发现”均为战国时期竹简书籍，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论《古文尚书》还是《纪年》，今人已见不到原貌，成为学界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在清华简整理与释读过程中，我们恰恰看到了竹简中有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可谓是在2000年后首见，此外还有近似《竹书纪年》的史籍，这些都为有关《尚书》与《纪年》中一些长期争辩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佐证，仅此一点已经让我和团队中的很多人激动不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