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國文化中的『文』以人為本位，『人』以『文』為本性或自性，它通過人與自然、社會、人際和人自身心靈的諸關係合乎中節的協調，以教化天下，並由此而開出禮樂文化、人倫文化、仁愛文化、人神文化、自然文化和生生文化等。
所謂人文精神，是指對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嚴、價值、意義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對價值理想或終極理想的執着追求的總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種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僅僅是道德價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權利和責任。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憂患精神。儒學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是對於國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關懷，是對個體和整個人類生命存在的命運、未來變化的責任和使命意識的表徵。中國憂患意識之所以孕育，基於宗教的人文化、聖王的分裂和士的自我覺醒。孔子講『士志於道』，士作為道德價值理念的維護者，肩負起拯救社會無序的宏願，激發起無限憂道憂民的悲情。『君子憂道不憂貧』，這種憂道的積極入世品格，使憂世憫民精神得以提升，而與仁相融合。孟子繼承孔子，提出『憂患』的概念，認為人的生命存在，事業興敗，國家存亡，都與有否憂患意識相關聯。 憂國憂民之心是責任意識、承擔意識得以生發的活水，是以自我關懷和群體關懷的博文情懷，與民同憂同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以百姓憂樂為自己的憂樂，百姓也會以國王的憂樂為自己的憂樂，和普天下人同憂同樂，就可以達到聖王的境界。【周易】是憂患之作，孔子韋編三絕，為之作【傳】，就是要使人懂得知危則戒懼，才能平安無危；知平安無危則偷安，就會傾危。這就是要居安思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這樣才能長治久安。總之，儒學的憂患精神是對國家民族關懷的博大情懷；是面臨危難、困境而不屈服、不畏難的積極參與、敢負責任的精神；是救民族於危亡、救人民於水火而敢於犧牲奉獻的精神；是居安思危、處興思亡的辯證理性精神。在當前人類面臨人與自然的生態危機、人與社會的文明危機、人與人的道德危機、人的心靈的精神危機、文明衝突的價值危機的危難之時，中華民族應高揚憂患意識，在回應與化解人類五大危機中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第二、樂道精神。樂道精神是以求道、得道為快樂的精神。人總有所嚮往、有所追求，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此『道』可以是一種理論、學說，也可以是一種高超的技藝，如茶道、花道。它們都可以給人以精神的寧靜、愉悅和享受。在這種享受中人的精神獲得了提升，情操獲得了超拔，氣質得到了陶冶。樂道精神在孔子的求道歷程中得到充分體現，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一生孜孜追求，發憤忘食求道，而憂道之不可得，一旦得道，樂而忘憂，這種樂道精神，是得道時的美的精神滿足。為獲得得道的精神滿足，顏回寧可放棄富裕的物質生活，而甘於貧賤。後來孟子發揮這種樂道精神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是講應怎樣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不被富貴、貧賤、威武所迷惑、動搖、屈服，而放棄自己的信念和原則，即不放棄求道、得道之樂。孔子認為，樂有兩種，一是對人有益的快樂，如符合禮樂節度，稱道別人的善處，交賢明的朋友，這是真快樂，包含着豐富的仁義禮樂的內涵，是樂道精神的體現。二是對人有害的快樂，如以驕傲為樂，以遊蕩為樂，以晏食荒淫為樂，這種快樂是不符禮樂節度，有違仁義廉恥的快樂，是非樂道精神。孟子並不否定人可以從感官欲望和自然生理本能的滿足中獲得快樂，但反對縱慾、佚游、晏樂的滿足和愉快。雖然孟子把『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並提，將『理義』的道德愉悅和道德美感與感性愉悅和生理美感並非並重，但實際上孟子更重視前者。理義的愉悅，即樂道精神的體現，亦樂道精神的內涵，具體而言，如事親從兄的仁義之樂，知此節此的智禮之樂。這種道德愉悅使人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達到道德美感的精神境界。孟子認為達到誠的境界，是最高的樂道精神的體現。『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身而誠』的大樂，是對最高的道德境界的愉悅體驗。把誠提高到天道的位置，便是一種天人合一境界的內外融合而產生的愉悅。樂的享受，孔、孟雖都肯定心理、生理情慾滿足引起的快樂體驗，但重心逐漸從物質的、感性的、生理的層面轉向精神的、道德的、理性的層面，追求『樂心』 。 來源：中國儒學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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