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無邪』及其他(5)

就哲學的理解來說，『思（想）』靠『概念』，『名』是不可缺少的。『思無邪』意味着，所思之『名』，皆是『正名』，而不是普通的『名字』。孔子說：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孔子這句話，是理解古代詩（經）作用的根據之一。『興』、『觀』、『群』、『怨』說的是社會作用，『鳥獸草木之名』說的是知識作用，大體是對的；但是如果進一步再問何謂『興、觀、群、怨』，就不很詳細，『鳥獸草木之名』大概也不全是說的自然的知識。『詩』固是一種教本，但可能不全是科學知識性的，而是社會政治性的，是人文性的。

『興、觀、群、怨』大概是一套禮儀形式，『興』是『起（始）』，禮儀程式的開始，『觀』是『陳示』，『群』是觀者一起參與合唱之類的，『怨』也許是譏諷時弊，發牢騷的意思――在古代，對於不合『名分－名位』的事情進行批評指責是正當的行為，民人對這些『邪』事發怨言，是在位者須得聽取的。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向着新朝的人難免也有批評，孔子為他們辯誣，當子貢問他，『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回答一語定性，『古之t人也』，再問他『怨乎？－有什麼可批評的嗎？』，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於是，在【雍也】篇裏，孔子說的『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其中『不念舊惡』乃是具體到他們兩位t人身上的『仁』的標準，達到這個標準，別人也就沒有什麼可以抱怨、批評的了。

興、觀、群、怨是一種禮儀，所以孔子才說，『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君王』以『詩』來款待客人和臣民下屬，當不成問題；『事父』則不可以現在的小家庭來想像。現在的小家庭會有詩歌演唱卡拉OK,但不會是一種禮儀形式，而古代的家庭大概很大，可能是一個家族，這樣『父親』猶如『國君』，『事父』猶如『事君』。

接下來『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除了有明顯的知識性意思外，大概也有社會政治的作用。古代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涵蓋了人們居住的環境，涵蓋了周圍視野的一草一木，鳥獸草木也都被賦予了社會生活的意義，而並不單純作『自然對象』觀，『詩經』中的這些品類，也都有象徵的意義。

詩的興、觀、群、怨具有禮儀形式的意思，當然並不像孔子研究、演習的『周禮』那樣有固定的一套程式，所以有時它又和『禮』、『樂』分別開來說的，【泰伯】篇裏空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大概又是一套更大的儀式過程，起興是詩，繼之以禮，以樂而告終。『詩』可以當作『開篇』，然後有一些禮儀，最後奏樂結束。

儀式－禮儀當然更有『邪』『正』的區別。魯國的季氏就因為用了不合身份的『八佾』作樂起舞，被孔子斥為『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八佾】），『怨』就不『希』，而是『怨是用多』了。

『禮儀』是保證－幫助『正名』的，是『正名』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使『正名－已正之名』得以持久延續的一個重要環節。『詩』作為『（正）名』的存在方式，也是禮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點在孔子思想中也是明確的。

於是，在古代，詩、書、禮、樂似乎是完全相通的，都具有『傳諸久遠』、『子子孫孫永葆』的『神聖性』。『詩』是實現這種神聖性的方式之一。『詩』使『正名－令名』傳諸久遠。

海德格爾在1943年為寫於1929年【什麼是形而上學】一文所做的補充中說過，『思者述說（sagen,sagt）存在，詩人列舉（神）聖物之名』[1]。

海德格爾說到『詩人』時用的是『nennen-nennt』，可以理解為：詩人是『神聖之物』的『命名者』；但並不是說詩人為這些事物另起一些特別的名字，而是意味着詩人將這些名字接納到詩裏來，列舉出來，保存其神聖性，使之傳諸久遠，因而，『命名－nennen 』是為『叫出這些事物的名字－Namengebung－Namenaufruf』。

於是，孔子所謂『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還有一層形而上的意思，這些名字並非一般常識之名，認識了它們也不僅是增加了常識，而是認識到那『久遠』的－或許已經『失傳』了的『名字』，學詩就能使之『傳流』下來，使『失傳』的事物－『名』接續下來，流傳下來，正是意見帶有神聖性的事情，因此，在孔子心目中，學詩不僅僅是增加常識－知識，而且是可以『事父事君』的『大事』。

『傳諸久遠』就是使之『有』『未來』。神聖之事物不僅有『過去』，也不僅有『現在』，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未來』。

『傳諸久遠』乃是『長存－永存』，所以海德格爾把『詩人』與『思者』並稱，謂『思者』『述說』『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