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的西學淵源探析(5)

注釋：

[1]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導言】，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第14頁。

[2] 胡適：【先秦名學史・前言】，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冊，中華書局，1991年，第768、769頁。

[3]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導言】，【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冊，第28頁。

[4]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選>自序）】（1930年11月27日），【胡適文存】四集，黃山書社，1996年，第452－453、462頁。

[5]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自序】（1936年7月20日），【胡適留學日記】，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3－4頁。

[6]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97頁。

[7]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導言】，【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冊，第28頁。

[8]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第12頁。

[9] 梁啓超：【論學日本文之益】，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第1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4頁。

[10] 梁啓超：【夏威夷遊記】，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第2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17頁。

[11] 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14－15頁。

[12]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5－136頁。

[13] 梁啓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第7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7頁。

[14] 梁啓超：【為創立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1923年1月），【梁啓超選集】，第826―827頁。

[15] 章太炎：【致山田飲江書】（1915年4月10日），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中華書局，1977年，第727頁。

[16] 桑原\藏：【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新青年】3卷3號，1917年7月。

[17] 【胡適留學日記】，下冊第393頁。

[18] 朱家驊：【紀念史語所傅故所長孟真五十六誕辰特刊・序】，轉引自聊城師院歷史系等編【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5頁。

[19] 胡適：【實驗主義】（1919年7月1日定稿），【胡適文存】一集，黃山書社，1996年，第216頁。

[20] 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1921年7月11日），【胡適文存】一集，第277－278頁。

[21] 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現代書局，1934年，第68頁。

[22] 顧頡剛1919年1月12日日記，【中國哲學】第11輯，第327頁。

[23]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與古史辨】，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106、87頁。

[24]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引言（1923年4月27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59－60頁。

[25]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1924年2月8日），【古史辨】第1冊，第192頁。

[26] 邵東方：【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9頁。

[27] 此據陳以愛統計。關於國外學者對國學門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影響，她曾有詳盡論述，詳參其著【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1999年，第277－281頁。

[2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僅有一篇是太炎門生（沈兼士）所撰，其餘大都為深受西學影響者。

[29] 林語堂：【印度支那語言書目・譯者附記】（1928年1月18日），【語言學論叢】，開明書店，1933年，第218頁。

[30] 林玉堂：【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後】（1923年5月10日），【語言學論叢】，第143頁。

[31] 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商務印書館，1998年影印，第354頁。張世祿還曾指出：『中國音韻學的科學化和國際化，正無日不在進展之中。記音的工具愈精密，對於語音裏所包含的元素，分析也愈進步；運用的方法愈謹嚴，所得的結論也愈正確；比較的材料愈豐富，對於語音演變的事實，認識也愈明晰；這就是西洋科學智識的輸入使中國音韻學也隨着進展的情形。』同上，第357－358頁。

[32] 胡適：【<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1927年10月4日），【胡適文存】三集，黃山書社，1996年，第138頁。

[33] 胡適：【詩三百篇言字解】，【胡適文存】一集，第175頁。他還呼籲：『今日吾國青年之通曉歐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諸吾國古籍，……則神州之古學庶有昌大之一日。』同上，第177頁。

[34]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120頁。胡適還說：『中西校勘學的殊途同歸的研究方法，頗使我驚異，但是我也得承認，西方的校勘學所用的方法，實遠比中國同類的方法更徹底、更科學化。』同上，第124頁。

[35] 成仿吾：【國學運動的我見】（1923年11月13日），【創造周報】28號，1923年11月18日。

[36] 林同濟：【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新階段的展望】（1940年11月4日），溫儒敏等編【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第320頁。

[37]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1941年1月16日），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4頁。

[38]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20、132頁。

[39] 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1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第73頁。

[40] 梁園東：【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東方雜誌】27卷22號，1930年11月25日。

[41] [美]施奈德著、梅寅生譯【顧頡剛和中國新史學――民族主義與取代中國傳統方案的探索】，（台北）華世出版社，1984年，第4頁。

[42] 周質平：【評胡適的提倡科學與整理國故】，【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43] 余英時先生說『平等的眼光』是『從考證學的內在發展過程中逐步透出來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1冊，第64頁）。筆者則認為，『平等的眼光』之所以在民初最終得以確立，西學的外在影響顯然也不容忽視。

[44] 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1冊，第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