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的西學淵源探析(4)

當然，就西學影響的具體程度而言，在『整理國故運動』的不同領域內，以及不同的參與者身上，也有着各種不盡相同的體現。總體說來，如前所述，在比較語言學與實驗語音學等方面，西學的示範作用可謂十分直接和顯著。然而，語言學研究畢竟只是『整理國故』的領域之一；至於在考據學方面，相較於中國傳統學術的深厚根基，西學的影響則顯得較為隱晦不彰。

例如，長期以來便有論者認為胡適『整理國故』的方法與西學無甚關聯。1923年，成仿吾在批評胡適倡導『整理國故』時便說：『他們的方法與態度，不外是承襲清時的考據家。』[35]1940年，林同濟也說：『這一股風尚，在一方面看去，是外接英美正宗學派（尤其是美國派）的結果；但另方面看去，實更是上承清代三百年考證傳統而推波助瀾。』[36]而周予同則進一步在1941年指出：『胡氏與其說用西洋的思想來整理「國學」――其實只是廣義的史學，不如說集合融會中國舊有的各派學術思想的優點，而以西洋某一種的治學的方法來部勒它，來塗飾它。』[37]此後，唐德剛在譯註【胡適口述自傳】時同樣辨析說：『胡氏治學對我國傳統治學精神的承繼，可說深入骨髓；西學對他的影響，有時反而是很表面的。』他還斷言：『胡適之先生在本篇中所說的「治學方法」，事實上是我國最傳統的訓詁學、校勘學和考據學的老方法。』[38]此外，余英時亦提出：『我們必須認清，胡適的學術基地自始即在中國的考證學，實驗主義和科學方法對於他的成學而言都只有緣助的作用，不是決定性的因素。……這個新典範之所以在胡適手中完成，正因為他是從考證學傳統中出身的人。這決不僅僅是他從杜威那裡學到了實驗主義方法論便能辦得到的。事實上，遠在他接觸杜威以前，新典範的種子已在他的心中發芽了。』[39]

又如，針對『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梁園東在1930年就說：『尋來尋去，終久尋不到顧先生的方法，卻只是到處遇着顧先生的祖師爺！原來顧先生把漢學家的法寶，應用到這本帳簿上來了！』[40]美國學者施奈德也指出：『顧頡剛對中國傳統的考據頗有造詣，然而他對西方思想的認知是間接的，也是片斷的。』[41]

要而言之，在許多研究者看來，胡適、顧頡剛等人『整理國故』的方法，『不是西洋科學的渡海西來，而是乾嘉考據的變相復興』。[42]

客觀來說，這種觀點深刻揭示了胡適等人考據方法的主要淵源，使人們對『整理國故運動』的源流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即在考據的具體方法上，西學的影響確實不如中國傳統學術來得直接與明顯。

不過，如果就此完全抹煞西學對『整理國故』考據方面的影響，則顯然也不是一種恰當的看法。因為胡適等人之所以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考據成就，關鍵便在於他們在繼承了傳統考據方法的同時，也大大拓展了考據的範圍，諸如胡適的小說史考證、顧頡剛的民間傳說研究，均開闢了以往不曾有過的新領域。而這種研究對象與範圍的擴大，無疑是得益於某種研究眼光的更新。具體說來也就是，通過對西方『民主』、『平等』等治學觀念的大規模引進，胡適等人終於形成了一種『平等的眼光』，[43]創製了『一整套關於國故整理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系統』，亦即『一個全新的「典範」』。[44]同時也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中國傳統學術最終實現了其現代轉型。(作者：盧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