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的西學淵源探析(3)

在這場辯論中，章太炎依託【華國】，發表了【與汪旭初論阿字長短音書】一文，對汪榮寶所採用的新路徑表示反對。而國學門同仁則以【國學季刊】爲陣地，紛紛撰文贊成汪文的研究方法，錢玄同、潘尊行、林語堂、羅常培等人便一再闡明比較語言學的重要性。曾經在萊比錫大學接受過比較語言學專業薰陶的林語堂就說：『今日之所謂以科學方法治國學者，不外比較的與歷史的研究二義。暹語與漢語最近，緬語、藏語次之，是印支語言與中國語之比較，爲治中國語言學者所宜急切注意。』[29]他還宣稱：『我們處此西洋學術輸入時代，能把我們規模已備的古音學據科學方法而演進之，推密之，將必有空前的結果。所以此後三十年中將爲「西法古音學」第一昌明時期，可以斷言。』[30]由此可見，就國學門同仁而言，至少在語言文字學方面，西方學理的影響已逐步取代了傳統小學的地位。對此，著名語言學家張世祿在30年代即曾總結說：『現今的中國音韻學，它的工具和方法愈趨於精密，取材的範圍也愈趨於擴大，而它的目的，也更加深遠；這就是由於西洋語文及語音學、語言學等等的智識輸入的結果。』[31]

此外，與語言文字學緊密相關，【國學門月刊】還曾刊載了高本漢所著的【論<左傳>之真偽及其性質】一文（陸侃如、衛聚賢合譯）。在這篇文章中，高本漢運用語言學的文法分析，認爲【左傳】是公元前四、五世紀的作品，與【國語】最接近，非魯國人所作，亦非後世作偽者所能虛構。這一觀點雖未能完全爲胡適、衛聚賢所接受，但是其研究方法則無疑爲中國古籍的考訂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關於這一點，胡適在【<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一文中，便承認此方法『開後來無窮學者的新門徑』。[32]

至於胡適本人，由於接觸西學較早，因此他在留美期間就已開始了比較文法的研究。早在1911年撰寫的【詩三百篇言字解】一文中，胡適就歸納了【詩經】『言』字的三種涵義。而他運用的方法，即是『西儒歸納論理之法』。[33]他晚年還回憶：『我作【言字解】時，尚不知王引之對古文「虛字」的研究。當我後來看過他的著作，我才欣然發現我們所用的方法原是一樣的。這些[乾嘉]大儒他們所用的中國固有古典訓練中歸納比較的方法，也是極其嚴謹的和極其科學的。但是我國傳統的學者卻缺少一種在不同語言中作比較文法的研究。……他們不能像我一樣能找出這個重要的字在文法上所發生的[連接]的作用。』[34]

總之，無論是從胡適等人自述，還是從他們的理論主張與研究方法來看，『整理國故運動』都明顯受到了西學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