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的西學淵源探析(2)

其次，從胡適等人『整理國故』的理論主張來看，他們確實受到了西方學者的啟發。

其一，胡適所提出的『整理國故』之『整理』一詞，極有可能便是源於日本學者桑原\藏的啟發。此前，章太炎曾言：『獨以國故衰微，民言嚨雜，思理而董之也。』[15]其中雖提及了『理董』一詞，但畢竟與『整理』仍有不同。而1917年7月，【新青年】第3卷第3號轉載了桑原\藏的【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一文。桑原在該文中指出：『中國書籍……雜亂無章，分類亦極曖昧，記述多欠正確。即其最重要之書，……大都尚在未整理之狀態。欲利用之，必先以科學的方法細密整理之。』[16]今天看來，這應是『整理』一詞最初出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桑原這一提法還給胡適留下了很深印象。當時正在歸國途中的胡適，恰巧在東京購買了該期【新青年】。他在讀了桑原此文後，即在日記中記述道：『其大皆以爲治中國學宜採用科學的方法，其言極是。……末段言中國籍未經「整理」，不適於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17]顯而易見，胡適後來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正是受益於桑原的啟發。

其二，胡適關於『整理國故』步驟的設計，也明顯是受到了桑原的啟示。桑原在【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一文中提出：治中國學要取得好成績，一面須集中力量對『一時期、一部分，乃至一事件』作『專門』的、『微細事體』的研究，同時更應『圖各專門研究結果之綜合概括，……使公眾得理解之』。至於具體的整理工作，他則建議應替正史作『本文之校勘』、『注釋之整理』，並爲正史及重要參考書編纂『索引』，以利查檢。而揆諸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所歸納的『索引式』、『結帳式』、『專史式』等『系統整理』的三個方向，便不難看出，前者正是後者的淵源。

其三，傅斯年在組建史語所時，將語言學與歷史學並列，也很有可能是源於德國洪保爾德一派學者的主張。曾先後任中研院總幹事、院長的朱家驊，在評述傅斯年時就說：『歷史語言同列合稱，是他根據德國洪保爾德一派學者的理論，經過詳細的考慮而決定的』。[18]此外，傅氏提出的『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的口號，則更顯然是承受了德國蘭克史學的遺風。

三

再次，從胡適等人『整理國故』的具體方法來看，他們也明顯受到西方學理的巨大影響。

其一，『整理國故運動』秉承了實驗主義的歷史進化觀念。1919年，胡適在【實驗主義】一文中就闡述說：『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便發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The Genetic method）。怎麼叫做「歷史的態度」呢？這就是要研究事務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19]1921年，他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更進一步將此喻爲『祖孫的方法』。他解釋說：『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孫。捉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爲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Critical）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與此同時，他還預言：『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仍舊永永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盛的果。』[20]

而正如伍啟元在30年代所回顧，『實驗主義的引進，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已開花結果(此後還要繼續地開花結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國故，就是它最明顯的果實』。[21]的確，『整理國故運動』之所以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運用了歷史進化的觀念，這尤其突出地體現在顧頡剛身上。

1919年1月12日，顧頡剛在讀了胡適一篇文章後，即曾在日記中敘述說：『胡先生評他根本論點，只是一個歷史進化觀念；並謂語言文字的問題，是不能脫離歷史進化的觀念可以討論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無論何學何事，要去論他，總在一個進化觀念；以事物不能離因果也。』[22]

在1926年所撰【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顧頡剛更寫道：『聽了適之先生的課，知道研究歷史的方法在於尋求一件事情的前後左右的關係，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現的。』他並且評論說：『適之先生帶了西洋的史學方法回來，把傳說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說中的故事舉了幾個演變的例，使人讀了不但要去辨偽，要去研究偽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線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這比長素先生的方法又深進了一層了。』[23]

通過胡適的介紹與示範，顧頡剛也逐漸掌握了歷史進化的觀念與方法，並將之運用到古史研究中。他曾申明：『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24]這顯然反映了一種歷史進化的觀念。對此，胡適評價說：『這種見解重在每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這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這是顧先生這一次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這個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25]

其二，除了秉承了實驗主義的歷史進化觀念之外，『整理國故運動』還在其它方面也吸納了西方的學理。例如，眾所周知，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主要特色之一便是採取了『截斷眾流』的手段。以往我們在探討此方法的淵源所自時，大多歸之於康有爲、夏曾佑等清末今文家的啟發。而邵東方則發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胡適的「截斷眾流」的思想是受到了英國史學家喬治格羅特（George Grote）的影響。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曾研讀過格羅特所著【希臘史】（History of Greece）。鑑於早期希臘史中神話傳說與史實難以區分的情況，格羅特採取疑古的態度，……所以他以公元前776年作爲古希臘信史的開始。格羅特處理古希臘史的方法顯然給胡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斷言，他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模仿格羅特的作法。』[26]客觀看來，這一推論雖不免斷之過勇，卻也頗合情理。

又如，據統計，[27]1923－1927年間，北大【國學季刊】先後刊載了37篇學術論文，其中語言文字學方面即有15篇。這一方面固然與北大國學門盛行章氏學問的風氣有關，另一方面卻也緣於國際漢學界的極大影響，[28]尤其是在這15篇文章中，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就有6篇，占據了2/5。

與中國傳統小學的治學路徑不同，國外學者憑藉精通多種語言的便利，倡導語言學上的比較研究。如鋼和泰在【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上所發表的【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一文（胡適譯），便主張應運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如用梵文原文與音譯咒語對照，來考知漢字在古代中國的讀音。而高本漢在【答馬斯貝Maspero）論<切韻>之音】（【國學季刊】1卷3號）一文中，也提出考查中國古音的變化，於韻書及反切之外，應該注意四種重要的譯音，即高麗譯漢字音、日譯吳音、日譯漢音及安南譯音。

毫無疑問，國外學者這種對比較研究的強調，極大更新了國學門同仁的小學研究方法。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國學季刊】1卷2號）一文，就是在鋼和泰、高本漢主張的影響下，通過對魏晉六朝的梵漢對音、日文中的漢音、古代西人遊記中所譯的漢字音讀的考察，提出了關於古代漢字音韻的新說。此文發表之後，對傳統古音研究造成了極大的震撼，並引發了一場古音學研究的大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