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的西學淵源探析（1）

誠如胡適所概述，『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1]曾經在民國學術界風行一時的『整理國故運動』除了繼承中國傳統學術之外，還充分吸納了西學的外來影響。

一

首先，從胡適等人的自述來看，他們大多承認受到了西方學理的啟發。

1917年6月，胡適在歸國途中，為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撰寫了前言。在前言中，他解釋了該書『與中國傳統學問不同的主要之點』。他明確寫道：『我比過去的校勘者和訓釋者較為幸運，因為我從歐洲哲學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許多有益的啟示。只有那些在比較研究中（例如在比較語言學中）有類似經驗的人，才能真正領會西方哲學在幫助我解釋中國古代思想體系時的價值。』[2]不久後，他在1918年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導言中也坦言：『我所用的比較參證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3]

1930年，在【介紹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適更是總結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了科學方法的性質和功用』。同時，他還聲明自己的一系列考證文章，『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4]

1936年，在為【胡適留學日記】撰寫自序時，胡適也說：『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摘要，……從此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我寫【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導。』[5]

直至晚年，胡適仍然強調說：『杜威對有系統思想的分析幫助了我對一般科學研究的基本步驟地了解。……近幾十年來我總歡喜把科學法則說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總是一直承認我對一切科學研究法則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於杜威的教導。』他還具體舉例說：『在那個時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沒有人）曾想到現代的科學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學、考證學，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處。我是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我之所以能說出這話來，實得之於杜威有關思想的理論。』[6]

毋庸置疑，正是因為有過這種受益於西方學理的切身體會，胡適自覺地提出了『輸入學理、整理國故』的主張。1918年，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導言中，他即明確提出：『我們若想貫通整理中國哲學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別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7]此後不久，在1919年11月所撰寫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他更是系統完整地揭亮恕把芯課侍狻⑹淙胙Ю懟⒄砉省⒃僭煳拿鰲鋇目諍擰６1923年1月所發表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胡適同樣也呼籲：『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他並且還詳細論證說：『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鑑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採參考比較的材料。』[8]

除胡適以外，作為近代中國引入西學的積極倡導者之一，梁啓超也坦然承認受到了西學的啟發。戊戌政變後，他東渡日本，『既旅日本數月，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9]他後來還回憶說：『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10]

平心而論，梁啓超一生雖『流質易變』，然而他始終不曾否認西學對他的影響。即使是在遊歷了戰後一派肅殺淒涼的歐洲之後，他仍在1922年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中，客觀地將當時『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與高漲，歸功於西方學理的啟發。他分析說：『國故之學，曷為直至今日乃漸復活耶。蓋出吾儕受外來學術之影響，采彼都治學方法以理吾故物。於是乎昔人絕未注意之資料，映吾眼而忽瑩；昔人認為不可理之系統，經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語句，旋吾腦而忽暢；質言之，則吾儕所恃之利器，實「洋貨」也。坐是之故，吾儕每喜以歐美現代名物訓釋古書，甚或以歐美現代思想衡量古人。……觸類比量，固亦不失為一良法。』[11]

很顯然，正是基於這種深刻體認，梁啓超在1902年就斷言：『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12]1923年1月9日，他在對東南大學國學研究班發表告別演講時更闡明：國學『真算得世界第一個豐富礦穴，從前僅用土法開採，采不出什麼來；現在我們懂得西法了，從外國運來許多開礦機器了。這種機器是什麼？是科學方法。我們只要把這種方法運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煩，自然會將這學術界無盡藏的富源開發出來』。[13]同月，他在【為創立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一文中也再次重申：『啟超確信欲從事於發明整理，必須在舊學上積有豐富精勤的修養，而於外來文化亦有相當的了解，乃能勝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