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文摘要〕現代性社會以世界祛魅、個人主義、價值多元、未來主義為主要特徵，這導致其倫理命運是價值神聖性的喪失、人倫共同體的失落、道德相對主義的無能、合理的傳統資源的拋棄，其『道德謀劃』也因對道德形而上學的拒斥、對倫理制度化的過分鐘情、對美德倫理的遺忘而陷入困境。
隨着後現代研究的興起，對現代性社會的審視逐漸成為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焦點性話題之一。現代性是正在降臨的命運，徹底反現代性的企圖在目前看來至少是不切實際的。正如哈貝馬斯指出的：現代性『並非某種我們已經選擇了的東西，因此我們就不能通過一個決定將其動搖甩掉』［1］。在這樣一種無法選擇的情狀下，深入地洞悉現代性社會的特點也許是最為明智的。本文擬分析一下現代性社會中的倫理道德的特殊性。 一、現代性社會的倫理命運 (一)世界祛魅 現代性社會的突出表現就是世界的『祛魅』。馬克斯•韋伯對現代社會有一段精彩的總結：『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智化，總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命運，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從公眾生活中隱退――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領域，或者流於直接人際關係的博愛。』［2］現代性對理性的過分鐘愛有其歷史淵源。現代性本是西方文化語境的產物，一般說來，它的歷史起點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它的基本蘊涵是啟蒙與理性。啟蒙是神與人對舉，針對神學蒙昧展開，開啟了一個以人為中心的世俗化運動的大門。理性是經驗與超驗對舉，針對信仰而抒發，創造了一個建立普通有效的知識氛圍，用以同宗教的神性相對，作為世俗社會為道德與社會立法、建立新的社會規範的根據。應當說，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從個體和社會一般的文化模式和價值取向上升為普遍的、總體性的、意識形態化的文化精神，是理性化進程的內在必然性。在『脫域』吉登斯曾使用『脫域』（disembeding）一詞表達現代性的一種狀態，他認為脫域就是指社會關係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頁。之後的理性化社會中，理性內在的分析和反思本性必然驅使理性不僅規範個體的和群體的行為與活動，而且直接指向社會的總體和歷史目標。然而，當理性無限擴展到可能達到的極限，就會導致某種張力和『二律背反』，特別是工具理性的泛濫，更引起了諸多的負面影響。 世界由於啟蒙而祛除了『巫魅』，倫理也一樣祛除了『巫魅』。但倫理恰恰是需要一種特殊的魅力的，這種魅力也可以叫作神聖性，而這種神聖性的獲得恰恰來自非理性，這種神聖性是倫理價值本源之所在。倫理的價值本源回答的是倫理價值合理性的來源問題，是倫理價值的最後根據。倫理的價值本源、道德的終極意義必須訴諸神聖性，這是倫理學家的共識。比如，康德在回答『一個定言命令如何可能』的問題時，說明了理性的局限和設定上帝的必需。為了處理德性與幸福的關係，倫理需要設定一個全智、全善、全能的上帝。 但是，自啟蒙運動以來理性的高揚並進而越界，倫理與宗教日益走向分離甚至對峙，這種變化是以世俗人道主義對宗教神道主義的鬥爭勝利為根本標誌的。正如查爾斯•泰勒在【黑格爾】一書中所言：『無論如何，開始於宗教改革的心靈淨化運動促進並導致了我們稱作啟蒙的那場運動。……心靈淨化運動把他們帶回到了對於其同一性的認識：他們的同一性是依賴於普遍的思想自由。但是這不是簡單地向古人的一次回覆。因為這些後來者發現自己正面對着一個完全不受理性約束的世界。……這個淨化運動完成了事物的世俗化過程。世界變成了完全呈現在人的意識面前的，向它透明地袒露的一系列外在現實。』［3］ 在這個宣布『上帝已死』與諸神隱匿的時代，在這個因網絡的普及而使地球縮小為村落、因基因的破譯而使上帝的特權被世俗的亞當掌握的時代，簡而言之，在這個技術理性君臨一切的時代，一切都變得技術化、世俗化了，沒有了崇高、神聖與超越，就連倫理道德也變得似乎只是一些約束人的外在規範，而對於人類內在心性理想已經越來越缺乏必要的理論耐心。現代人崇尚理性，然而，理性的局限性是很明顯的，它不能解決生活中的一切問題，比如文化的最高問題即人的最後歸屬問題。當代中國社會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如拜金主義、媚俗褻聖、價值消解、意義迷失、主張瀟灑地走、過把癮地活等，正是社會日趨世俗化、理性化，道德世界『祛魅』造成的結果。 來源：求是理論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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