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9年12月，胡適在【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明確提出了『評判的態度』以及『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主張，從而高屋建瓴地制定了『整理國故』的指導思想。同時，他還系統完整地揭亮恕把芯課侍狻⑹淙胙Ю懟⒄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提綱挈領地闡明了『整理國故』的宗旨。緣此，一場在民國時期風行一時的『整理國故運動』VV而起。
胡適發起『整理國故運動』不久，即如巨石投浪，在民國知識界引發了陣陣的軒然大波。圍繞著提倡『整理國故』的必要與否以及方法是否得當，無論是名流巨擘，抑或是學界新秀，也無論是敵是友，均本著各自對時勢與治學的判斷和看法，公開或私下地發表了不少或贊成或反對的意見，誠可謂褒貶各異、莫衷一是。時人就曾觀察到：『新思想與白話文學發生不一兩年，國學運動就隱隱地抬起頭來了。到現在，國學運動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隨聲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強烈的反對意見的亦頗不少。』[1]在這些反對聲中，現代新儒家的抨擊是相當突出的。鑑於過去較少有研究者注意到這一問題，本文擬就此做一番探討，以求有所裨益於這方面研究的拓展。 一 『整理國故運動』之所以遭到現代新儒家的強烈批評與抨擊，首先在於二者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截然不同。 如上所述，『整理國故運動』是胡適等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起的、以中國傳統文化爲研究對象的一場學術運動。它影響廣泛、構成複雜，但就其中堅主體而言，無疑是那些深受胡適影響的新文化派學者。他們主張立足於『評判的態度』，去『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胡適本人就說：『在我看來這個[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一環，便是對我國固有文明作有系統的嚴肅批判和改造』 [2](P175)。由此可見，『整理國故運動』對傳統文化所持的是一種鮮明批判態度。毛子水甚至直截了當地論斷：『國故是過去已死的東西』[3]。顧頡剛也直言不諱地表示：『我要使古書僅爲古書而不爲現代的知識，要使古史僅爲古史而不爲現代的政治與倫理，要使古人僅爲古人而不爲現代思想的權威者。換句話說，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經典――「經」整理好了，送進了封建博物院，剝除它的尊嚴，然後舊思想不能再在新時代裡延續下去』[4](P28)。而作爲『整理國故運動』的始作俑者，胡適更是曾以『捉妖打鬼』一詞來概括『整理國故的目的與功用』。他還說：『我所以要整理國故，只是要人明白這些東西原來「也不過如此」！本來「不過如此」，我所以還他一個「不過如此」。這叫做「化神奇爲臭腐，化玄妙爲平常」』[5](P105-106)。他後來且感嘆說：『「打破枷鎖，吐棄國渣」當然是我的最大功績。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夠，吐棄的尚不夠耳』[6](P679)。 而與此相反，現代新儒家則強調對傳統文化應抱有『同情與敬意』。因此，當『整理國故運動』將『國故』視爲『已死的東西』或應『送進博物院』的『古董』時，他們自然無法容忍。熊十力便曾經指責說：『今人對舊學觀念，除唾棄不顧外，只有玩古董之心理』[7](P176)。馬一浮也諄諄教誨其門人曰：『諸生欲治國學，有幾點先須辨明，方能有入。一、此學不是零碎斷片的知識，是有體系的，不可當成雜貨。二、此學不是陳舊呆板的物事，是活潑潑的，不可目爲古董』[8](P5)。此後，唐君毅更將中國傳統文化的『花果飄零』歸咎於『整理國故運動』。他說：『中國五四運動以來流行之整理國故之口號，亦是把中國以前之學術文化，統於一「國故」之名詞之下，而不免視之如字紙簍中之物，只待整理一番，以便歸檔存案的。……於是一切對中國學術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憑弔古蹟。這一種觀念，我們首先懇請大家將其去掉』 [9](P480-481)。牟宗三也說：『我們的文化不是個死的，而是個現在還活著的生命，還需要奮鬥、要自己做主往前進。若是把我們的文化限在過去，而只劃定爲考古的範圍，直成了死的古董，這樣不是把中國文化看成活的文化，這種態度根本上即是錯誤的，骨子裡即是認爲中國文化是死的、現在已不存在了。……這個態度本身即是個輕視中國文化的態度，是相當不友善的』 [10](P90)。 概言之，現代新儒家認爲胡適等人通過『整理國故運動』這種『考古董』的方式，只能求證『死的歷史』，其後果『必不可免地會造成文化心靈之閉塞和文化生命之委頓』[11](P5)，所以必須堅決抵制。 二 現代新儒家之所以強烈抨擊『整理國故運動』，還在於二者對儒學的評價有著根本的差異。 客觀來看，『整理國故運動』雖然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鮮明的批判態度，卻也並非所謂的『全盤反傳統』。他們主要攻擊的是長期處於正統地位的儒學，而對於其他學說尤其是先秦諸子學卻是予以了大力的弘揚。早在留美期間，胡適就在日記中質問道：『吾國古代之學說，如管子、墨子、荀子，獨不可與孔、孟並尊耶？』[12](P91)此後，他更是選擇了先秦諸子學作爲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在他看來，中西文明的結合點正在於突破儒學的桎梏而使諸子學說得以彰顯。在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的導論中，他便寫道：『我確信中國哲學的將來，有賴於從儒學的道德倫理和理性的枷鎖中得到解放。……儒學曾經只是盛行於古代中國的許多敵對的學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學的權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燦爛的哲學群星中的一顆明星，那末，儒學的被廢黜便不成問題了。換句話說，中國哲學的未來，似乎大有賴於那些偉大的哲學學派的恢復，這些學派在中國古代一度與儒家學派同時盛行。』他並且還明確表示：『就我自己來說，我認爲非儒學派的恢復是絕對需要的，因爲在這些學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果的合適土壤。關於方法論問題，尤其是如此。……因此，新中國的責任是借鑑和藉助於現代西方哲學去研究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國的學派。……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哲學家和哲學研究在運用思考與研究的新方法與工具時感到心安理得。』[13](下冊P775-776) 就【先秦名學史】的內容來看，胡適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了諸子學說。而在此基礎上撰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則更是完全打破了獨尊儒術的傳統學術格局。對此，胡適晚年仍十分得意地說：『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項新特徵，那便是我[不分「經學」、「子學」]把各家思想，一視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與孔子並列，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學術界]便是一項小小的革命』[2](P210)。他還自我評價說：『「在現代的中國學術里」，這一個轉變簡直與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說轉向太陽中心說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樣。在中國文化史上我們真也是企圖搞出個具體而微的哥白尼革命來。我們在學術研究上不再獨崇儒術。』[2](P249) 除了胡適之外，錢玄同、顧頡剛等『整理國故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同樣也對傳統儒學的統治地位發起了挑戰。錢玄同即曾論斷：『孔二先生的徒子徒孫雖然布滿天下，可是他老人家底地位實在跟墨老爹、莊先生這班人是平等的』[4](P281)。顧頡剛也提出：『研究中國的古學和古籍，不得不從諸子入手，俾在諸子方面得到了真確的觀念之後再去治經。子書地位的重要，於此可見。』[14](P16) 來源：光明網理論 |
掃一掃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