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研究述評(5)

在此期間，『整理國故運動』也吸引了一些台灣學者的密切關注[37]。尤其是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陳以愛早在攻讀碩士階段，就在題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早期的發展（1922－1927）――兼論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的碩士論文中，憑藉廣泛堅實的史料基礎，以30萬字篇幅，對『整理國故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做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研究。在這部已經先後刊行於台灣、大陸的專著中[38]，她不僅首次完整重建了國學門的全貌，而且還將其置於現代學術運動的背景下，由此也對『整理國故運動』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其中時有超越前人的創見。譬如她關於研究機構與刊物對學術風氣轉移的影響，『疑古派』在國學門的勢力等問題的闡析，皆可謂新穎別致，不乏獨到見解。此後，她又繼續以【學術與時代：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衍】為博士論文的選題，對『整理國故運動』加以了進一步的專門研究[39]。在這篇已通過答辯的博士論文中，她分上、下兩篇，分別從文化史與學術史的視角，全面地論述了民國時期『整理國故運動』的發展歷程，從而填補了該研究領域的一個薄弱環節。而在具體的個案研究方面，該文也屢有洞見。如對胡適『漢、宋』形象的歷史還原，尤顯作者功力與識見。另外，文中關於【大公報・文學副刊】對胡適的刺激，以及王國維何以『攻戴』等問題的探討，均堪稱論據確鑿、新意迭見。

差不多同時，南京大學中文系徐雁平也以【整理國故與中國文學研究――以胡適為中心的考論】為題，撰寫完成了博士論文[40]。在文中，他詳細探討了胡適所倡導的『整理國故』的興起背景、方法和傳衍途徑，以及它對中國文學研究與文學觀念的影響。其中，第三章圍繞民國【詩經】研究所展開的評析，充分顯示了著者紮實的古典文獻學基礎；而第五章從中學國文教科書的變遷來看『整理國故』觀念的滲透，以及關於學術演講與書信論學對『整理國故』促進作用的論述，也反映了作者別出心裁的視角。

同時值得密切關注的是，在前年出版的【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中[41]，『整理國故運動』成為了各位作者集中闡述的一個研究對象。其中，台灣學者王凇睹窆男率費Ъ捌澠勒折芬晃鬧校又窩∠頡⒀芯糠綹瘛⑹妨瞎邸歷史解釋、史學與時代的關係等層面，逐一剖析了新、舊史學的異同，並且還疏理了『新派』史學治史觀念的變遷。而劉龍心、王晴佳則分別在【學科體制與近代中國史學的建立】、【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二文中，不約而同地從近代中國史學『專科化』這一角度，闡釋了它與『整理國故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

此外，在其他學者關於近代『國學』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可供參考的成果。如宋小慶在【近代『國學熱』的興衰】一文中[42]，就根據對『國學』的根本態度差異，將近代『國學』研究劃分為弘揚、整理、批評三派，並指出近代的『國學熱』大致經歷了初興、高漲、衰落三個階段。鍾少華也在【試論近代中國之『國學』研究】一文中[43]，通過對40多部近代『國學』專著的考察，分別從『產生緣由』、『定義』、『分類』、『研究方法』、『內涵』五方面予以辨析，旨在對當今所謂『新國學』提出針砭。

限於篇幅，以上介紹的研究狀況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未必周全。至於大量與此相關的學術史和史學史論著，以及關於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的個案研究，則更是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但毫無疑問，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對該課題的研究的拓展和深化都有着相當重要的前驅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