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研究述評(4)

由於學術史研究逐漸升溫，『整理國故運動』近年來也日益為更多的學者所關注。羅志田教授便將此作為一個主要研究課題，先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在【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五四前後中國人心目中的『科學』一例】一文中，他具體探討了五四後『科學』實踐一度落實到『整理國故』、『古史辨』和『社會史研究』上的原因，認為其中『既有中國學人對考據方法相對熟悉而能有所為這一技術層面的因素，也因國人隱顯不一的民族主義情緒在起作用』[23]。在【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新文化運動時期關於整理國故的思想論爭】一文中[24]，他又選取毛子水與張煊的論爭這一事件切入，通過『回向原典』式的解讀，從思想史視角考察了『整理國故』口號初起時知識分子的觀念異同。而在【從治病到打鬼：整理國故運動的一條內在理路】一文中，他則敏銳地發現了一個以往研究大多忽略的問題，即胡適本人關於『整理國故』的認知前後並不一致；概言之，『整理國故的主要倡導者胡適，在最初論證其正當性和必要性時，基本不存「打倒舊文化」之意，但他自己在北伐時期卻轉變了態度，將整理國故與「打鬼」聯繫起來』[25]。此後，在【新舊能否兩立：二十年代<小說月報>對於整理國故的態度轉變】一文中，羅志田教授又結合文學研究會前後兩次的態度轉變，深刻分析了這一逆轉與世風的變遷密切關聯，尤其『後一次很可能與北伐造成的政治權勢轉移帶來的思想傾向轉變相關』[26]。而在【民國趨新學者區分國學與國故學的努力】、【西方學術分類與民初國學的學科定位】、【國學不是學：西方學術分類與民初國學定位的困惑】等文中[27]，他則較為詳實地介紹了民國學者對『國學』與『國故學』的不同詮釋，以此來說明『國學』與『國故學』在當時就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而又充滿歧義的概念。同時，他還在【民初趨新學者眼中的國學之『資格』與排他性】、【難以區分的新舊：民初國學派別的異與同】二文中[28]，指出了這樣一種奇異現象，即民初一些趨新學者一方面極力否定『國學』或『國故學』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則又希望通過對研究『資格』的強調來確保『國學』或『國故學』的清純性。此外，他還在【留學生讀什麼書：20世紀20年代的一次討論】、【機關槍與線裝書：從『國學書目』論爭看民初科學與國學之間的緊張】等文中[29]，就當時社會上對胡適、梁啓超開列所謂『國學書目』的反響與爭議，進行了一番深入探析。以上諸文，大多已匯編入其【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一書中[30]。

與此同時，中山大學桑兵教授也對『整理國故運動』做了不少個案研究。他首先在【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一書中[31]，對中外學者之間的交往予以了縝密疏理，從一個側面展示了近代中國學術發展的狀況與趨勢。繼而，他又在【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一文中[32]，充分揭示了西學對近代國學研究的巨大影響。而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一文中[33]，他則以陳寅恪致陳垣函中一語為楔子，通過另闢蹊徑的闡發，在很大程度上重現了民國學界的基本格局。此後，在【近代學術轉承：從國學到東方學――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一文中[34]，他再次運用其所擅長的語境分析和人脈梳理方法，指出傅斯年【旨趣】的針對對象並不只是顧頡剛，甚至主要不是顧頡剛，而是此前長期占據學術主流的太炎門生。另外，他在【胡適與<水經注>案探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國際反響――以整理國故為中心】、【教學需求與學風轉變――近代大學史學教育的社會科學化】等文中[35]，也對一些相關問題做出了十分精闢透徹的論證。上述這些文章大多已收入其【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一書中[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