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研究述評(3)

首先，由於根本觀點上的亟待『撥亂反正』，這一階段的研究必然選取了『評價』問題爲首要的突破口。1979年5月，在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上，胡適作爲『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袖』的歷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以此爲契機，關於胡適和『整理國故』的再評價，也逐漸在學術界鋪陳開來。1981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在新注釋中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改爲：『「整理國故」，當時胡適所提出的一種主張。』[11]此前所謂『反動』的負面字眼，已然去除。此後，隨著研究心態漸趨客觀，更有論者進一步彰顯了『整理國故』的正面意義，強調它『不僅撕破了守舊派的「保存國粹」的旗子，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許多人否定一切民族文化遺產的虛無主義傾向』[12]，並且進一步肯定說：『整理國故確是吸收外來文化，再造中國的新文化的一項極爲必要和極爲重要的準備工夫。胡適整理國故的另一個主要的意義，是通過這項工作啟示做學問的方法。而他的方法確實影響了一大批後起的學者』[13]；『歷史地看，胡適的「整理國故」的口號在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的客觀效果是積極的，他本人的大量實踐也是成功的，具有開創風氣的榜樣作用與學術層面的樣板價值。「整理國故」作爲一段時期內廣泛推行的一個實踐運動，對於我國民族文化遺產的發揚光大，尤其在去蕪存精、推陳出新方面湧現出的創造價值具有深遠的積極意義，對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傳統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潮也起了重要的阻遏作用』[14]。此外，近年又有學者辨證地提出：『胡適系統提倡的「整理國故」的理論和實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功績是主要的』[15]，『「整理國故」雖有偏差，但其本質與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16]。

不過，在肯定『整理國故』積極意義的同時，一些學者也並不諱言其中有消極流弊的存在，認爲『就整理國故本身而言，它是在歷史文化領域裡著手對封建糟粕加以清理的活動，具有反封建的性質，同時它又是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產物。……這就是胡適「整理國故」的雙重性質』[17]；『對胡適來說，他的「整理國故」的理論主張也是有相當的片面性的，即只看到它的反封建的意義的一面，而完全忽視了在當時的情況下作如此提倡，客觀上會帶來的嚴重的消極現象』[18]；以至於『後來有些學者陷身故紙堆里而自娛，實在脫離國計民生和社會實際，這不能不說是胡適這句話所產生的流弊』[19]。與此同時，龔書鐸先生也在【怎樣評價胡適？】一文中，全面論述了胡適和『整理國故』。他深刻地指出胡適所揭戀摹罷砉省保耙環矯娑雜誶謇碇泄糯睦肺幕挪鸕攪四承┳饔茫硪環矯嬉膊擻帳骨嗄暉牙肷緇帷⒆旯手蕉訓母好嬗跋歟⒃誑凸凵隙緣筆鋇姆飩ǜ垂潘汲逼鸕攪送撇ㄖ降淖饔謾[20]。

如果說上述重新評價『整理國故』的文章，主要是側重於文化史的取角；那麼隨著研究的不斷細緻深入，有些學者也漸次注意到與『整理國故』有關的一些學術史問題。如鄭師渠教授所著【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書，就揭示了晚清國粹派之於『整理國故運動』的先導意義，認爲它開創了『近代國故研究之新運動』的先河[21]。歐陽哲生也在【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一書中，從研究的範圍、目的、態度、方法等角度，對『整理國故』與乾嘉考據、晚清國粹派之間的異同，進行了詳細的辨析[22]。